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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哥打擊李瓶兒、打罵秋菊）又是個受害者，被賣當丫環為張大戶收用，被迫嫁給武大精神上極度苦悶，被西門慶引誘上鉤終身為妾（等同於女僕役），受到西門慶剪頭髮、打皮鞭的摧殘羞辱。從根本上來說，她是一個被侮辱被損害的普通女性。是罪惡的封建社會的產兒，又是這個罪惡的社會毀滅了她。第三種意見，在看到她淫蕩、嫉妒、狠毒的性格之外，在淫蕩的表象之下，她體現出某種少見、女性的主動追求與抗爭。她爭生存，求私慾，精力旺盛，有心機。她狂熱的赤裸裸的展示自然情慾，完全不受傳統道德遏制。貞操觀念、綱常倫理，在潘金蓮意識中完全衝破，是淫蕩的反叛、畸型的褻瀆。她“有欲”“無德”。作者從自然本性而非道德角度描寫女性世界，表現了女性的主體意識、女性對自我生命的覺悟，顯示了新因素的萌動聚積。有學者更明確說：潘金蓮帶有濃厚的市民色彩，她的產生不可能過早，必有待商品經濟的發展。潘金蓮的行為至少在客觀上是灌注了追求個性解放的精神。有人提出反對以封建觀念評論潘金蓮的行為處境，認為武大是封建勢力的替死鬼，武松是封建倫理的衛道士，對武松殺潘金蓮、武大被鴆的實質，提出了不同於以往的見解。在川劇《潘金蓮》演出
之後，更形成重新評價潘金蓮的一個熱點，刊物上發表了很多論潘金蓮形象的文章。有的評論者指出：潘金蓮人物形象表現的社會意義，遠遠超過她作為淫婦所蘊含的道德淪喪。有人更進一步從美學角度，認為“醜”女潘金蓮形象作為反理想的醜藝術對道德全面轟擊與對傳統“美”肆意破壞，在美學領域功不可沒。對我們讀者來說，以上三種意見都可供參考。三種意見各有道理也各有偏執。筆者在文章中曾發表過第二種意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藝術典型論、婦女觀進一步分析潘金蓮形象，既應肯定作者塑造潘金蓮形象的開拓意義，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褻瀆反抗封建倫理，揭露封建主義的虛偽與罪惡），又要進行階級分析，看到作者塑造這一形象表現的縱慾、反理想、反理性、無視道德規範的侷限性。作者多層面多層次地刻畫潘金蓮的性格，塑造了一個成功的藝術典型，這在藝術史上是一個突破。二百年後，曹雪芹塑造王熙鳳時，充分注意借鑑了潘金蓮形象的藝術經驗。潘金蓮是在西門府妻妾爭寵的矛盾中表演她的淫慾、嫉妒、狠毒的。她也想爭地位，對吳月娘先拉攏後打擊，不滿於吳月娘的正妻地位。在西門慶死後，潘金蓮失掉了依靠，即刻被吳月娘趕出西門府，寄居王婆家，被武松殺死。她貪求財物，向西門慶要服裝、首飾、床帳。她聰明、有心機、善言辭、多手段。王熙鳳也具有以上這些性格，由於典型環境不同，王熙鳳的權勢欲更突出，顯示出貴族婦女的派頭。潘金蓮則顯示出小市民習氣，權勢欲不強。明清文人有一種意見，認為潘金蓮即潘六兒，六、陸同音，作者寫潘金蓮影
射了明嘉靖時後府都督僉事（協理錦衣事）佞臣陸炳。這種看法僅供考察作者創作政治背景的參考。李瓶兒是西門慶第六房寵妾，是潘金蓮嫉妒的主要物件。張竹坡《第一奇書》六十五回評語說：“如耍獅子必拋一毬，射箭必立一的，欲寫金蓮而不寫一與之爭寵之人，將何以寫金蓮？故蕙蓮、瓶兒、如意，皆欲寫金蓮之毬、之的也。”從人物形象塑造角度說，沒有李瓶兒，就沒有潘金蓮。作者是在與瓶兒對立爭寵的鬥爭中為潘金蓮立傳的。當然，李瓶兒形象有其自身存在的價值。《金瓶梅》崇禎本評語很準確地指出李瓶兒的性格特點：愚、淺、醇厚、情深。瓶兒在作者筆下，有和潘金蓮一樣強烈的情慾，按著傳統道德觀念衡量，她也有淫蕩的行為，是不貞潔的女人。因為作者具體真實地刻畫了她痴愛、情深的性格，雖淫但不是淫婦，雖有缺陷但不醜惡不引人憎嫌。作者塑造李瓶兒形象的開拓意義，在衝破傳統道德觀念上不如潘金蓮形象來得猛烈、徹底，但在突破傳統的美學觀念上，在改變人物性格好就是絕對的好，壞就是絕對壞的單一化上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李瓶兒先在大名府梁中書家為妾。梁中書是東京蔡太師女婿。夫人性甚嫉妒，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後花園中。這時李瓶兒是在驚恐不安中度過少女時代的。梁中書家遇難，梁中書與夫人逃生。李瓶兒與養娘走上東京投親，嫁給花太監的侄兒花子虛為妻。花太監有病，告老還家，回到清河縣。花太監死後，一份家財都給了李瓶兒與花子虛。在花家，李瓶兒曾是花太監的玩物，花子虛對她沒有真情。花家與西門慶隔牆而居，花子虛是西門慶會中的十弟兄之一。李瓶兒託請西門慶幫助教育花子虛。西門慶表面熱情答允，背後讓浮浪子弟勾引花子虛
更加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