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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光明與理想；三曰“封建主義文化”論，認為《金瓶梅》與《紅樓夢》分明存在“封建主義與民主主義兩種文化之區別”。還要消除三重閱讀障礙：一是把道德理性主義絕對化；二是把古代性文化視為“淫穢”的非科學觀點；三是《三國演義》、《水滸傳》深入人心的偉大身影的遮蔽。（其實，《金瓶梅》比《三國》、《水滸》更偉大、更前衛、更豐富、更復雜、更創新。）4。在貶損肉體、摧殘人性、禁慾主義的時代，作者從人本位思想出發，以“童心說”、自然人性論為思想基礎，把性放在了人類生存的基礎位置，大膽地肯定肉體，顯示情慾的自然性、合理性。性在《金瓶梅》中，是人際關係的焦點，是社會關係的紐帶，把性與權力、金錢、行為、制度、生活方式聯絡描寫，透過西門慶之慾、西門慶之悲哀，引發人們思考生存與情慾這一普遍的人性問題。西門慶由縱慾而走向毀滅，以此懲戒人，使人生畏懼心，從而啟迪人追求“樂而有節”的律動。西門慶與女性的性行為，不單是技巧、肉慾，也有愛與性的結合，對性僅僅是為了傳宗接代（生育）的觀念有突破。性與愛二者有區別有聯絡，有性無愛（與林太太）、有愛有性（與李瓶兒）、有愛無性（與吳月娘）。性追求新鮮、變化，拒絕單調、死板、重複。靈與肉、欲與情、心理與生理的多重形態，多重比重，在《金瓶梅》中寫得千差萬別，多姿多采。西門慶與潘金蓮做愛，做得自然而然，與生活場景、心態、關係緊密相連，不是硬新增上去的，是生活中的生動內容，是人物形象中的有機組成部分。西門慶與女性做愛之前有順心快樂之事發生，是快樂的延伸。作者表現對人性本體的憂慮，表現對時代苦難的體驗和對社會的絕望情緒，否定現實，散佈悲觀主義。但是，他渴望人性的美好，又不知道怎樣才能美好。《金瓶梅》中的兩性關係不是和諧與平等的，以寫實見長的《金瓶梅》不可能寫出這種理想化的性愛。性愛生活的更新、美化，是未來社會的一項偉大工程。從現代的觀點審視，從文學審美的角度來看，《金瓶梅》中的性描寫多純感官的再現，情的昇華不夠，較濃重地反映了晚明時期文人的性情趣、性觀念。從性文化角度，把《金瓶梅》中的性描寫作為研究
資料，《金瓶梅》可謂是一部性文化的寶典。《金瓶梅》作者是一位寫實能手，是一位語言大師，又是一位性學大師。5。《金瓶梅》有三新：對女性美的新發現，對女性形象的新塑造，對小說藝術的新開拓。《金瓶梅》開拓了新的題材，以西門慶家庭為中心，上聯朝廷官府，下及市井日常生活，由一家而寫及天下國家。拓展了審美領域，塑造了西門慶、潘金蓮等前所未有的藝術形象。更著力塑造了成體系的交織著錯綜複雜關係的婦女形象（具有各自的個性美的女性典型），不要說潘金蓮、李瓶兒、春梅、孟玉樓、孫雪娥、吳月娘等主要人物，就是一個小丫鬟，如秋菊、玉簫、小玉等也各有自己獨特的個性，絕不單一、扁平，而是立體、鮮活、生動、多面，呼之欲出。女性成為《金瓶梅》藝術世界的中心。潘金蓮的形象為女性世界中的第一號人物。沒有潘金蓮就沒有《金瓶梅》。《金瓶梅》是為潘金蓮、李瓶兒、春梅立傳的。金、瓶、梅三形象，分別具有不同的個性美，共同具有叛逆性。她們性格多面、複雜，精神苦悶壓抑，人生道路曲折。三女性形象比西門慶形象更加豐富、更加成功，更具有社會意義。作者對女性人性有很深的探索與體驗。在作者筆下，三女性均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有活力、有性力。她們叛逆封建倫理道德，不滿男性中心社會，有很強的自我意識，爭生存、求性愛，不逆來順受，不安於現狀，反叛三從四德。作者透過三女性形象，質疑理性，關注身體，批判了“女性性力弱”、“女子無才便是德”、“淑女人格”的傳統觀念，衝擊了“溫柔敦厚”、“樂而不淫”的傳統審美意識。
《金瓶梅》讀法新編（2）
以市井平凡人物為主要角色，貼近現實日常生活。不再是帝王將相、神魔、英雄的傳奇，標誌著中國小說創作進入一個歷史新階段。《金瓶梅》成為中國小說藝術史上的里程碑。6。解讀《金瓶梅》，重寫中國小說藝術歷史：《金瓶梅》是中國長篇寫實小說之祖，是具有近代現實主義小說藝術特點的開山力作。《金瓶梅》中有“以前的作品裡所不能達到的新東西”（李長之《現實主義和中國現實主義的形成》），是一部“偉大的寫實小說”，“可謂中國小說的發展的極峰”（鄭振鐸《談〈金瓶梅〉詞話》）。《紅樓夢》繼承與發展了《金瓶梅》的藝術經驗，可以說沒有《金瓶梅》，就不可能產生《紅樓夢》。《金瓶梅》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