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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成書問世，至今約四百年。批評家作家對這部作品的評論，以脂硯齋評點《石頭記》（即《紅樓夢》）為界，可分為前後兩個二百年。脂硯齋之前的二百年，是把它與《三國》、《水滸》、《西遊》作比較、相比美，稱它為四大奇書之最。脂硯齋之後的二百年，是把它與《紅樓夢》作比較，因而有《紅樓夢》是暗《金瓶梅》、脫胎於《金瓶梅》、繼承發展《金瓶梅》之說。的確，曹雪芹的創作繼承發展了《金瓶梅》開創的藝術革新成果，從而攀上了古典小說藝術的頂峰。在脂硯齋之前，二百年的《金瓶梅》批評，主要是圍繞三個問題進行的：《金瓶梅》的特點、作用和地位；創作上的別開新路與人物塑造；作者的遭際。
《金瓶梅》是一部奇書、哀書《金瓶梅》（明萬曆詞話本、明崇禎繡像本、清康熙張評本），在明末清初得到眾多文人學士的讚賞。在明代，以欣欣子、屠本畯、袁宏道、謝肇淛、薛岡、馮夢龍、沈德符為著名。在清初以宋起鳳、李漁、張潮、張竹坡、和素為代表。到乾隆年間，曹雪芹的至親好友脂硯齋指出《石頭記》創作“深得金瓶閫奧”，宣告了前二百年《金瓶梅》評論的終結。《金瓶梅》以惡霸、富商、官吏西門慶的家庭生活為中心，上聯朝廷、官府，下結鹽監稅使、大戶豪紳、地痞惡棍，展開人物之間政治、經濟、兩性關係的描寫，廣泛真實地暴露了明代後期官場的黑暗、政治的腐朽、變態人物靈魂的醜惡。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是活動在山寨、天宮或戰場上，而是在家庭、在閨房、在筵宴、在店鋪、在碼頭、在妓院。作者以清醒的目光，洞察市井生活，衝破封建傳統觀念，直面慘淡的人生，加以如實的毫無諱飾的描繪。《金瓶梅》大約與李贄《童心說》，同在嘉靖、隆慶間產生，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童心說》主張去假存真，反對粉飾，反對虛假，反對“存天理滅人慾”。《金瓶梅》總體形象、主導傾向與李贄的主張相同，都意味著對喪失了必然性、合理性的腐朽封建制度的褻瀆和衝擊，曲折地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條件下市民階層的心理情緒，是在反理學、反覆古、重視民間文藝這一進步思潮下的產兒。對《金瓶梅》揭露現實、直斥時事的特點，評論家們是察覺到了的。但在他們的歷史條件下，還不可能正面肯定這一內容特點。他們認為內容上“無關名理”（謝肇淛《金瓶梅跋》），“於修身齊家有益社稷之事無所有”（和素《金瓶梅序》）。“此書誨淫”（袁小修《遊居柿錄》），“不及水滸傳”（謝肇淛《金瓶梅跋》），因為《水滸》可以冠“忠義”，而《金瓶梅》是褻瀆和暴露。另一方面，他們又稱讚作者為“慧人”，作品為“新奇”（袁小修《遊居柿錄》），積極搜求抄本，不惜重資購買，熱心刊刻、評點，說明他們思想進步，眼光銳利。在長篇小說空前繁榮的明代後期，小說已被提高到與“六經”、“語孟”、《孝經》同等地位的條件下，批評者雖然注意到書中有淫穢描寫，內容上揭露現實，但並未隨意否定或乾脆置之不理。他們借用和發揮傳統的詩教說，一致肯定《金瓶梅》的懲戒作用。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主張樂而淫、哀而傷，對正宗詩教“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溫柔敦厚”加以反叛。同時有說這部百回小說“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惡，知盛衰消長之機，取報應輪迴之事，如在目前始終”。袁宏道認為：“勝於枚生《七發》多矣”（《與董思白》）。薛岡說此書“頗得勸懲之法”（《天爵堂筆餘》）。東吳弄珠客雲“蓋為世戒，非為世勸”（《金瓶梅序》）。和素說“一百回為一百戒”（《金瓶梅序》）。張竹坡透過評點，想“洗淫亂，存孝悌”（《第一奇書》評語）。他們在藝術上讚賞的同時，從作用上這樣肯定，幫助了這部鉅著的刊印與流行。對《金瓶梅》地位、特點深入一步的研究，是從馮夢龍開始，到張竹坡、和素達到了新的高度。其核心思想是把《金瓶梅》與《三國》、《水滸》、《西遊》作比較分析，先提出奇書這一概念，而後認為《金瓶梅》是四大奇書中的佼佼者，因而有《第一奇書》之稱，實際上肯定《金瓶梅》是長篇小說的極峰（在《紅樓夢》之前）。題署張無咎述（可能是馮夢龍假託），得月樓刻本《（繡像）平妖全傳》敘雲：“小說家以真為正，以幻為奇。然語有之：畫鬼易，畫人難。”認為《西遊》幻極，不逮《水滸》。《三國》不足者幻，不是作者才藝不能幻，而是勢不得幻。指出《西遊》、《三國》寫神魔寫歷史的作品，在反映現實生活上的侷限。他看來，只有《金瓶梅》之類作品才兼有真幻之長。他把《金瓶梅》與《水滸》並舉，認為“《金瓶梅》，另闢幽蹊，曲中雅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