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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宣傳活動受到了鉗制。 我所知道
的金正日是一個很感性的人，哲學常識不足，而且不喜歡哲學式思考方式。他對與主體思想
理論毫無興趣，但是不喜歡我在主體思想方面擁有太大的權力。 我記得1972年召開新憲法
討論會時，時任科學教育部部長髮言說，“現在很多人認為是黃長燁創立的主體思想，得制定
對策（改變這種認識）才行”。金日成當即表示，“主體思想是我提出來的，但是具體內容是
黃長燁創作的，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實，有什麼問題嘛？不用去管它。”當時我就在討論會
現場，不知道該說什麼，聽完金日成的話，我覺得至少在語言上，金日成是個寬宏大量的人。
從這件事也能看出來，金正日與金日成相比，包容的度量要小一些。 我從不認為自己有多麼
聰明，事實上與同僚和學生們相互探討的過程中我也學到了很多東西。我所堅信的是自己的
發現對哲學發展肯定有歷史價值，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貪功據為己有。事實上，我也清楚，
如果不是金日成同志安排我進行哲學研究，我根本不可能有所建樹。所以那些以金日成和金
正日的名義寫的文章，我從不認為就該是屬於我的。在理論上，我沒有和他們辯駁的必要，
他們也不可能將我的思想完全照搬拿過去。我相信，即使我沒有發現這些，將來也會有人發
現。所以對於某一個理論一定要註上誰的名字，我認為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我記不清是1980
年還是1981年了，有一天宣傳部副部長說受金正日指示來找我，讓我在幹部面前朗讀以金正
日的名義發表的那些文章。那個會議是為了紀念金正日作品出版而舉辦的。讀著讀著我發現，
文章的寫作日期是1974年4月，內容是“主體的唯物論”，“主體的辯證法”。我沒有爭辯，
但是我很清楚，金正日掌握權力就是在1974年。類似的事情常有發生，我們選擇恰當的文章，
註上恰當的寫作日期，署上金日成或金正日的名字發表出來。 但是，像這樣肆無忌憚的造假，
我心裡還是很憤憤。 我並沒在表情上表現出我的態度，也沒有人問我的意見。只是文章發表
後反對派又有了新的哲學原理依據。那之後，我再寫文章，避免使用“主體唯物論和主體辯
證法”，改成了“以人為中心的唯物論和以人為中心的辯證法‘。猜到他們會在用詞上挑撥是
非，我故意避開了。 小的是非不斷，但是始終沒逢大難。就這樣到了1980年代，我也六十
歲了。主題思想宣傳工作進行的很順利，來平壤的外國訪客不斷，學者們到來後，除了開討
論會，還會遊覽朝鮮名勝。通常對於重要的客人，金日成都會親自接見，並舉行宴會。我也
有機會與很多海外著名學者交流。並且有機會讀到他們帶來和推薦的書。
有機會去國外，拓寬了我的視野，也增長了我的信心。這一時期我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
快樂。大女兒和二女兒學習都不錯，三女兒的大學入學考試已無需擔心，兒子也很優秀。與
我不同，兒子很喜歡社交，愛熱鬧。與張成澤夫婦的關係依舊很好，偶爾有一些小的事端也
不至於影響到金正日對我的信任。
1983年10月9日，仰光大爆炸；南北關係陷入僵局，北朝鮮也一度停止了叫囂。但是
在北朝鮮權力層內部，對這一事件的態度完全不同，大爆炸被稱作對韓國的重大勝利，接下
來北朝鮮權力層人事發生了一些變動。國際書記金永南轉任外交部長兼副總理，前外交部長
許耽（。。）被提升為書記，兼任負責對韓事務的統一宣傳部長。國際書記由原來的副部長金
容淳（。。。）擔任。不過，金永南並不喜歡新職位，許耽的夫人也不喜歡丈夫升為國際書記，
並且對讓自己的丈夫主管對韓事務表示不滿。 當時國際部是僅次於組織部和宣傳部的朝鮮第
三大權力機構。這三個部門的副部長都住在黨中央領導所在的區域內，由護衛局派員保衛，
一人一臺專車（其它部兩人一臺），醫院也是平壤條件最好的一家。在國際部，金敬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