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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知道，當時各國共產黨間的國際電話都要在蘇
聯轉換（也就是說他講話的內容是被蘇聯偷聽的），就故意將聲音提高的很大。
第二天，我和團長沒有參加會議，留在宿舍按照金日成的指示寫宣言書，晚上快要寫完
時，聯絡人員過來說兩方和解了。據我們的國際部長說，兩方劍拔弩張，會議陷入僵局時，
鄧小平、彭真和蘇聯開始了談判。 蘇方：“中國還要繼續稱我們是修正主義嗎？” 中方：“蘇
聯還繼續誹謗我們是國際宗教團派嗎？” 蘇方：“不會，蘇聯以後不會再誹謗中國了”。 中
方：“那麼，中國也不會再叫蘇聯修正主義了”。 蘇方：“那麼，我們在列寧像前盟誓”。 中
方： “好”。 最後中蘇兩方在列寧像前盟誓，互不誹謗對方。第二天早上，赫魯曉夫進行了
長達1個小時的演講，態度與之前來了個180°大轉彎。晚上赫魯曉夫舉辦宴會，但是阿爾
巴尼亞共產黨等都沒有參加。 赫魯曉夫不是一個穩重的領導人。赫魯曉夫以自己的農民出身
驕傲，喜歡開玩笑嘲笑別人。中蘇論戰期間發生的一件事。11月7日，為紀念10月革命舉
行群眾遊行，各國代表團步行去列寧墓地。鄧小平好像腿腳不太好，拄著柺杖走，落後了。
前面的赫魯曉夫回過頭來，讓鄧小平先走，鄧小平拒絕了，說，“我怎麼能走在你前面呢”。
赫魯曉夫說，“沒關係，你走前面吧，讓你走在我後面，我很不安心，在會議上你質問我。今
天走在我後面，還在用柺杖敲地抗議呢！”周圍的人都鬨堂大笑。中蘇達成合議，簽署了共同
宣告，但是兩方仍然在無聲的對抗著。中蘇意識形態之爭使我受到很大沖擊，之前我一直認
為，共產主義者是沒有任何私慾、物質欲、權力慾的，只是為了共產主義理念鬥爭。但是，
從中蘇論戰看，共產主義者的權力慾很強，當面對權利，思想和理論的正當性都不再重要，
只要複合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歪曲。再加上政治領袖的理論水平一般都不高，他們只是善於
權謀。 我覺得，不能再遵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對社會主義的未來要有理論上的創新。
在莫斯科陪同金日，我發現他是一位很有修養的革命家。金日對金日成無限忠誠，但是也舉
中國共產黨的例子，表達對金日成獨裁的不滿。“雖然毛澤東的權利很大，但是如果毛澤東錯
了，中國共產黨內也會提出批判”。 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再加上這此次中蘇一絲形態之爭，
讓我對馬克思主義的有了更深的認識。
1960年，我陪同崔永建訪問中國東北，期間與周恩來總理舉行了會談。在火車上，周總
理專門把我叫過去，讓我講述朝鮮歷史。分手時周總理對我說，還是用朝鮮語寫的朝鮮歷史
更好，讓我送給他一本朝鮮歷史書，我回國後立刻寄給了周總理。在我看來，周恩來是一位
非常聰明、坦誠、機智的人。宴會中，朝鮮代表團團長、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
鄧小平坐在一起，總是周恩來總理能讓大家發出笑聲。即使他批評別人，別人也會很樂意接
受。 在東北訪問時，我從崔永建那裡聽到了許多當年東北遊擊抗日的故事。中國人也對崔永
建的遊擊鬥爭給了很高的評價，金日成後來與中國關係緊張時，都會派崔永建到中國。 1964
年，秘書們忙著準備將於9月召開的朝鮮勞動黨四大。我雖然從1959年就當上了秘書，但是
寫文章的才能還需要進一步提高。大部分與經濟有關的文章都由經濟專家們來寫，我負責演
講稿和群眾大會用稿。我時常會覺得，我的思考和現實主義的金日成有距離感。第四屆黨大
會檔案我負責黨的建設部分。當時，金日成賦予了“千里馬運動”非常大的意義。“千里馬運
動”被當作生產競爭運動展開，甚至 被當作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以與其它國家正在進行
的生產建設運動區分。金日成特別強調，“生產”是對生產者的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和改造。也
就是說，在生產過程中互相幫助，形成團體，在生產中達到集體革新的目的。“千里馬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