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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生命更重要。與民族的生命相比，人類的生命
更重要。” 我想到了高爾基《鷹之歌》中鷹和蟒蛇的對話，腦海裡浮現出鷹壯烈結局時的畫
面。 我想對鷹說：“你看到了藍天，但是我看懂了歷史的真諦！” 當時我更像是自言自語，
妻子也聽聽就過去了。不過現在想來，事情似乎並非如此。妻子聽完後什麼也沒說，拿著摘
西紅柿的筐回去了，但是她的背影卻留在了我的記憶裡。妻子即使當時沒能立刻明白我的意
思，現在也該意識到我在暗示什麼了吧！ 還有一件事，發生在我離開北朝鮮半個月前。
那天我將之前寫的兩箱文稿燒掉了，妻子輕輕的走過來問，“那麼珍貴的文稿，為什麼都
燒了呀？““現在好像都沒有用了”。當時我只是很簡短的回答，妻子也並沒有繼續問下去。
我並不能隨心所欲的將自己的想法寫成文章發表，不過還是偷偷寫了許多不能給別人看的文
字，這些似乎妻子都知道。對此，我反倒感覺很欣慰，可以安心的把幾十年的精神產品放在
家裡。 我將辦公室裡的相機和高階鋼筆之類的貴重物品都分給孩子們了，其中還有對我們夫
婦二人來說還很必要的東西。儘管如此，妻子一句話也沒有說，這難道不是非常明白我的心
思，完全沒有必要多問的表現嗎？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才能既安全逃走又救出全部的家人。當
然，同時內心深處的另一種聲音也蹦出來，“可能結果既沒能救了家人，自己也沒能離開”。
如果真是那樣，將來的歷史書上會說，“當時，北朝鮮人民忍受著暴政和苦難，但是卻沒有一
個知識分子站出來勇敢的批判和反抗這種暴政。” 我最終平安的到達了首爾，不過一路上想
的還是家人，特別是妻子。當妻子對我說“一路平安”的時候，妻子在為我送別，我卻連頭
也沒回，直接上了汽車，儘管當時我的心裡在流血。 我的抉擇絲毫沒有出於個人慾望，而是
順應民族良心的呼喚，一個知識分子對祖國統一的最後獻身。到底這些能不能稍稍安慰妻子
呢。。 我原本亡命的目的地是日本。但是，到達日本還不到一天，我就有一種不詳的預感，不
得不改變了計劃。“朝總連”來的人以保護我為名，一刻不停的在我周圍，我根本沒有脫身的
可能。 我懷疑金正日似乎看出了什麼，然後發了特別指示，密切集中監視我，使我不得不決
定在下一站中國開始亡命。 我亡命開始的確切時間是1997年2月12日上午9點。當時，我
和金德弘（。。。 ）走進了韓國駐北京總領事館附近的一家百貨店去買東西，那不過是個藉口，
事實上我們是去會見幫助我們逃亡的人，商量亡命事宜。 後來大家都知道了，對，金德弘就
是那位和我一起亡命到韓國的人。這裡對他做一個簡單而必要的說明。我在任金日成綜合大
學校長時，將他安排在了教務部，任大學事務總管。後來我回到中央黨，他又隨我到中央黨，
負責實際事務。他是個非常優秀人，深得我的信任。他在思想上也與我是同路人，是我的主
體思想的信奉者和積極的宣傳員。他也十分理解我的思想的真諦，並且同我一樣十分痛恨金
日成、金正日父子對我思想的濫用，以及金氏父子的反人民和傲慢。 我們是比兄弟更加親密
關係，一起走上了亡命道路。亡命的具體行動都是金德弘負責的。我們在與幫助我們的人簡
單商議後，坐計程車進了總領事館。在總領事館前，接到口信的職員們正在等我們。他們為
我們引薦了總領事，“黃先生，快請進”，我緊緊握住了總領事伸出來的手，之後坐在總領事
的對面，我說明了亡命的理由。
我是擁有50年黨齡的朝鮮勞動黨黨員，期間我受到了朝鮮勞動黨和它的領袖的關懷和照
顧。
就個人來說，我對朝鮮勞動黨和它的領導人應該充滿感激，並且絕不應該有別的想法。
雖然現在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正處在經濟困難時期，但是，朝鮮政治上十分團結，立刻崩潰
的可能性很小。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卻拋棄所有決心亡命。我不知道我的家人以及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