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克里姆林宮四年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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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外，上面引述的其他說法都沒有清晰可靠的事實作基礎，它們是建立在各種推測、假設、印象基礎之上，因此，評述它們沒有任何意義。不能不發現，“梅地亞…橋”控股集團公司所屬的刊物和電視臺顯然對古辛斯基在布蒂爾監獄的遭遇反映更為快速，更為敏捷。他們企圖將古辛斯基的悲慘生活轉變成一場大規模的政治危機，藉此向普京總統發起大規模的宣傳攻勢，指控他竭力限制俄羅斯的言論自由以及其他民主權利和自由，並指責克里姆林宮正在發動一場反猶運動、企圖建立獨裁政權等等。正如維塔利·特列季亞科夫所指出的那樣，結果是“古辛斯基事件”迅速轉化成了“普京事件”。　《新時代》雜誌的觀察家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宣稱：“無論總統願意與否，都應當由他來承擔對媒體大亨錯誤地使用強硬手段的法律責任，承擔逆對外政策大趨勢而動、實施逮捕行動的責任，承擔人們將內政恐懼同1937年大清洗聯絡起來的一切責任。儘管並非普京下令逮捕古辛斯基，但恰恰是普京在國內製造了這種氛圍，讓護法機關覺得他們可以放手大幹。要是總檢察院沒有直接從克里姆林宮得到指令的話，那麼古辛斯基被捕事件就成了國家安全部門冷漠看待一切的行動後果。”　伊利亞·米爾施泰因在該雜誌上發展了這一思想，認為“自從鮑里斯·葉利欽（也許，這是他犯的一個用人錯誤）將弗拉基米爾·普京確定為自己的接班人，就意味著在全國撒下了恐懼的種子，而這種恐懼的生長就像葉卡捷琳娜時代所栽的土豆那樣快速”。

人們對於《新報》和《總結》雜誌聯手攻擊弗拉基米爾·普京已經司空見慣了，絲毫沒有感到奇怪。不過，沒有任何所謂的“精神流質”會對《新報》作者群發揮作用。在普京面前，他們並不會感到恐懼，而是對他的行為能力不足深感失望。葉夫根尼·阿爾巴茨認為：“弗拉基米爾·普京再次向全國和世界展示，他暫時還不能稱得上是一位政治家，他只是在學習這一職業罷了。遺憾的是，他有一位不怎麼樣的導師。一位真正的政治家與一個平庸的管理者之間的差距何在？這就是是否具備根據優先性原則來處理事物的能力，可否在紛繁複雜的局面中找到不尋常解決問題的辦法以及在政治舞臺上有無隨機應變的能力、從而避免成為被某一個集團掌握的傀儡。總統上個星期的表現證明，無論是第一種能力，還是第二種能力，亦或是第三種能力，他都不行。”

人們可以感到，《總結》雜誌主編謝·帕爾霍緬科的攻擊最為憤怒，以至於他的評論都跑題了。他這樣寫道：“在複雜的情況下，我既沒有興高采烈，也沒有幸災樂禍，因為最近一段時間裡詆譭普京總統的言論已經太多了。依我看，總統目前所遭到的羞辱簡直是多得不能再多了。盧比揚卡的兒女們——如今在克里姆林宮權力走廊隨處可見——就像某個時期的窮人家孩子一樣不明白民主國家的本質。”　謝爾蓋·帕爾霍緬科熱情讚揚　“梅地亞…橋”控股公司的記者，稱他們以職業素養、工作經驗和膽量不僅在全俄，而且在國際間為自己贏得了聲望。同時，他將其他一些與自己對立的出版物稱之為“卑鄙小人”、“撒謊者”、“目空一切的誇誇其談者”、“敗類”、“出賣給政權的奴隸”、“乳臭未乾的小學徒”，他甚至指責普京本人在搞“政治恐怖主義”。

6月17日，弗拉基米爾·普京結束了對一些西歐國家和摩爾多瓦的訪問，回到了莫斯科，對針對自己的各種攻擊，普京根本沒有理會。出乎“梅地亞…橋”控股公司記者們的意料，對總統的攻擊並未影響俄民眾對普京的態度。儘管2000年6月俄羅斯接受調查的民眾中積極評價俄聯邦總統工作的人數從61％下降到了54％，不過，到了7月20日，俄羅斯民眾對普京的支援率再創新高，達到70％。　對此，大部分受調查者都確信，古辛斯基被捕無疑是因為他涉嫌參與金融詐騙等刑事案件。

富人們為何流淚？

2000年6月底和整個7月，不止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一人感到日子難過。鮑里斯·別列佐夫斯基的處境也開始不妙，有重達1。　5噸、涉及金額7億美元的“俄羅斯民航”國外分公司可疑金融業務的檔案從瑞士運到莫斯科。瑞士和俄羅斯檢察院均認為，鮑里斯·別列佐夫被牽涉其中。他被總檢察院召去接受質詢——當時是作為證人。

普京和他的對手們（12）

弗拉基米爾·波塔寧也感到忐忑不安，因為莫斯科市檢察機關也開始調查1997年抵押拍賣中某些值得懷疑的情況。當時那場拍賣結果是“諾里爾斯克鎳業”大型工業集團公司轉由波塔寧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