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克里姆林宮四年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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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財產擁有者的觀點並非公理，而是一個極其簡單的教條。這就像蒲魯東的那個“財產就是盜竊”、私有制恰恰是人類最大惡習根源的觀點一樣。

不應當全盤否定私有制，但也不應當過高評價其作為經濟學中原則和刺激因素的意義。在很多情況下，集體所有制可能更有效率，可以舉出很多這樣的例子，當一些企業由外國所有者經營時就變得更有效率（今天，外國資本幾乎完全控制了俄羅斯的菸草工業以及大部分啤酒廠和糖果廠）。

俄羅斯媒體中曾經公開不少資料，其中顯示一些大的企業被私人所有者收購後，效益得到了提高。

眾所周知，所有俄羅斯快速發展的石油公司今天都屬於私營部門。聖彼得堡的“北方造船廠”和“北方鋼鐵廠”在私人控股以後，企業規模有了根本性的提高。與此相似的還有“蜂窩移動通訊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但是，私營生產的辯護士在這裡經常混淆因果關係，因為私營資本恰恰會經常投向那些它認為會快速和收益巨大的部門。近些年來，俄羅斯的石油部門發展很快，但是，不是因為它們進行了私有化，而正好相反：私營部門進入石油領域恰恰是由於看到了可以在最小投入的情況下取得巨大的和快速的收益。而在俄羅斯，有誰能夠把工廠的平均收益水平提高到像石油部門和菸草行業那樣大呢？

在另一些俄羅斯報刊中，也曾經公佈了不少材料，其中顯示大多數情況下一些大型企業在轉為私人所有後，其經濟指標不升反降。私有化的消極後果也反應在一些從國家轉到私人之手的大型企業中。在這裡我不得不談談“吉爾”的命運。這家大型企業在私有化之後，產生了鉅額虧損，促使莫斯科市政府下決心購買這家工廠，作為其市有資產的一部分。只有對各個部門、各個地區的大多數企業進行長期的研究之後，才能做出嚴肅的結論。不過，總結有關這個問題的大量資料後，我們可以看出，那些在1995～2000年中轉到市場方向上來但同時又保留了國家調控因素的企業以及那些國家調控成分佔主導、同時也存在市場關係成分的企業效益最佳。在這些企業中，刺激因素和個人主動性不僅體現在公司的經理階層，而且還有工程設計人員和車間領導者以及部分普通工人。無論如何，現在沒有人去幹無利可圖的事情。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就經營較好的聖彼得堡著名的“基洛夫工廠”，可能是最好的事例之一。在蘇聯時期，它的生產規模拓展了十幾倍，而在今天完成了實質性的重組後，這家工廠的生產更加快速而有效地增長，建立了整個子公司體系，並與明斯克汽車廠以及其他一些外國企業展開合作。和許多其他大型企業一樣，“基洛夫工廠”曾在幾年時間裡沒有任何盈利，甚至還有虧損，而這是不可能被私人公司所忍受的。但在今天，這裡的工資水平、工人的社會保障水平與聖彼得堡其他工廠的工人相比，有了實質性提高。

在經過了幾年下滑之後，著名的“俄羅斯農業機械公司”以及其他一些俄羅斯大型農業機械製造的公司開始復甦。國內的飛機制造企業生產情況好轉。那個時候，俄羅斯的紡織、鞋類製造工業的危機還沒有克服，主要原因是遭到了來自亞洲和西歐進口商品的強烈衝擊。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15）

不能不說到一點，將自由和私有財產以及個人主動性奉為神靈的基金改革派並沒有真正去關心俄羅斯國家新型企業所需要的幫助，也沒有去關注為他們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和合理的稅收政策。

中小企業主事實上處於一種缺乏保護的狀態，而這不僅僅體現在市場的自發行為面前。在許多情況下，取代國家對經濟實施干預的並非“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而完全是犯罪集團和腐敗官員那隻可以觸控得到的手。有組織犯罪集團的影響力不僅滲透到小商小販那裡，而且還擴充套件到整個工業和貿易、銀行和交通體系，甚至是整個俄羅斯聯邦的各地區。為免於犯罪集團的滲透，許多運營良好的私營和股份企業不得不建立起一個由前蘇聯克格勃和內務部的退役將軍和軍官領導的強大保安機構。如果企業不能建立這種安全體系，那麼它就不得不向官員和黑社會團伙支付經常性的、繁重的、並且有損尊嚴的保護費。這同樣讓我們的外國合作伙伴感到不安。

一家美國非常有影響的商業報紙寫道：“觀察俄羅斯沉重的經濟狀況時，不能不看到那些令俄羅斯社會感到窒息的犯罪和腐敗現象。俄羅斯的‘市場經濟’是在掠奪蘇聯資產的基礎上形成的，而私有化的程序則完全被腐敗弄得扭曲了。這種狀況繼續被許多西方戰略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