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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的確是事實。我也絕對支援這一意見。但是說這些話的人，到底有誰通讀過《克拉麗莎》哪怕一遍呢？又有誰沒有讀過《魯濱孫漂流記》五遍以上呢？這還有待疑問。
這是非常複雜的問題。但可以斷言的是，唯有真實性和趣味性二者兼備才是真正的敘事詩。聽聽莫扎特的音樂吧！
說起《魯濱孫漂流記》，當然不得不提到我的《寶島》。對那個作品的價值暫且不論，首先讓人想不通的是，沒有人肯相信我對那個作品傾注了全力。我是用與後來寫《綁架》以及《巴倫特雷的少爺》時同樣的專注，寫的那本小說。可笑的是，在寫它的時候，我把這是寫給少年的讀物這回事忘得一乾二淨。直到現在，我也並不討厭這本少年讀物——我最初的長篇小說。人們不願意相信我還是一個孩子。而能看到我身上的孩子的人們，卻不能理解我同時也是個大人。
說起成人、孩子，還有一件事。就是關於英國拙劣的小說和法國巧妙的小說。（法國人寫的小說，為什麼就那麼巧妙呢？）《包法利夫人》無疑是傑作，而《奧立弗·退斯特》是多麼孩子氣的家庭小說！但是，我甚至在想，和創作成人的小說的福樓拜相比，留下孩子的故事的狄更斯沒準更是成年人。但這種想法是危險的。此種意義上的成年人，最後會不會變得什麼都不寫呢？莎士比亞成長之後變成威廉姆·彼特，威廉姆卿成長之後變成無名的一介市民。（？）
人們不知厭煩地反覆爭論著：用同樣的語言，指稱各種各樣不同的事；或者對同一件事情，用各不相同的、煞有介事的語言來表現。遠離文明之後，這件事的愚蠢可笑變得更加清晰可見。對還沒有被心理學或認識論波及的這個偏遠小島上的茨西塔拉來說，現實主義也好，浪漫主義也好，歸根結底不過是技巧上的問題，是吸引讀者的吸引方式的不同而已。讓讀者信服的是現實主義，讓讀者入迷的是浪漫主義。
七月×日
上個月以來的惡性感冒終於痊癒，這兩三天一直去泊在港裡的丘拉索號上游玩。今天一大早進城，和洛伊德一起應邀到政務長官埃米爾·舒米特家裡吃早飯。飯後大家一起來到丘拉索號上，午飯也在艦上解決。晚上是馮克博士家的啤酒宴會。洛伊德先回去了，我自己以住飯店的打算，聊天直到深夜。然後，在回去的路上，發生了一段奇妙的經歷。因為很有趣，索性記錄下來。
啤酒之後喝的葡萄酒好像頗有效力，當告辭馮克家時，我已經有些酩酊大醉了。朝著飯店的方向剛走四五十步的時候，自己多少還有點警惕：“你醉了，可得留點神。”但這種意識不知在什麼時候漸漸鬆弛，沒過不久，再往後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等我明白過來，發現自己躺在有點發黴的昏暗的地上，帶泥腥味兒的風暖烘烘地吹拂著臉龐。這時，微微睜開眼的我的意識裡，有一個想法好像從遠處過來的火球一樣逐漸接近，越變越大，終於砰的一聲點著了——後來回想起來只覺得不可思議，但在我躺在地上的整段時間裡，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在愛丁堡的街道上——“這兒是阿皮亞，可不是愛丁堡。”這個想法閃過時，有一會兒我好像恍然大悟了，但是不久意識又朦朧起來。
在模模糊糊的意識中，一片奇妙的光景浮現了出來。走在路上的我突然肚子疼，急忙鑽進路旁一個高大建築的門裡，想要借廁所一用。正在打掃院子的看門老頭厲聲責問道：“幹什麼呢？”“沒什麼，只想借一下廁所。”“哦，那樣的話悉聽尊便。”老頭說完，好像我形跡可疑似的又瞟了我一眼，才又掃起院子來。“討厭的傢伙，什麼那樣的話悉聽尊便。”……那的確是，很久以前了，在某個地方——不是愛丁堡，可能是加利福尼亞的某個城市——我親身經歷過的……
忽然間我醒了。橫躺在地上的我的鼻尖前面，聳立著一道黝黑的高牆。深夜的阿皮亞不管哪裡都是黝黑的，但這道高牆在前面二十碼遠的地方斷掉了，從那邊好像有昏黃的燈光照射出來。我晃晃悠悠地站起來，拾起掉在一旁的帽子，扶著散發出令人討厭的黴臭味兒的圍牆——喚起過去可笑記憶的也許就是這種味道——朝有光亮的地方走去。圍牆很快走到了頭，向對面望去，在很遠的地方有一個路燈，很小，就像是用望遠鏡看到的一樣，但是十分清楚。那邊是一條較寬的街道，道路一側是連綿的圍牆，茂密的樹葉從圍牆上探出頭來，一邊承受著底下照上來的微光，一邊在風中沙拉拉作響。無緣無故地，我以為只要沿著這條路走一會兒，再向左一拐，就能回到黑利歐特大街（度過少年時期的愛丁堡）的我的家。我好像再次忘記了阿皮亞，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