絞刑架下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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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事情商量好了。過了幾天我認識了第三個新的領導成員，這就是洪扎·切爾尼，他早在五月間就同齊卡取得了聯絡。他是一個身材魁梧、風度瀟灑的小夥子，同群眾關係很融洽。他在西班牙打過仗，大戰開始後，他帶著一葉被打穿了的肺，經過納粹德國回到了祖國，還留著幾分軍人的氣質，具有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是一個有才幹、有首創精神的人。

幾個月的緊張戰鬥和純潔的友誼把我們緊密地團結起來。我們這三個人的性格和能力是相互補充的。齊卡是一個幹練的組織家，認真而精細，辦事嚴謹，不會被任何一句圓滑的話弄糊塗。他深究每一則訊息，刨根問底，從多方面分析研究每一個建議，熱誠卻又鐵面無私地監督每一項決議的執行。領導怠工和準備武裝鬥爭的切爾尼，用軍人的方式思考問題，機敏而有魄力。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總能成功地找到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群眾。而我呢，是一個宣傳鼓動者，一個新聞記者，會憑自己的嗅覺工作，有點幻想家的氣質，為了平衡也兼有點批評家的氣質。

職務的劃分與其說是分工，倒不如說是分頭負責。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參與全部工作，哪兒需要就分頭上哪兒去。

工作是不輕的。黨在二月份受到的創傷還沒有復原。所有的聯絡都中斷了，有些地方的組織全部被破壞了，有的雖然儲存下來，但接不上關係。一些組織、一些工廠，甚至整個地區幾個月都跟中央斷了關係。在關係接上之前，我們只好依靠中央的機關報，希望它能到達他們手中來代替領導。我們沒有聯絡點，也不能利用過去的聯絡點，怕有人監視著這些地方。最初我們還缺少活動的經費，糧食給養也十分困難，許多事情都得從頭做起……這一切恰恰出現在黨已經不能只做恢復和準備工作的時期。在德寇進攻蘇聯的日子裡，黨應該直接參加戰鬥，組織反對佔領者的後方戰線，在敵後發動小規模的戰鬥，這不僅要靠黨組織本身的力量，而且要動員起全民的力量來進行。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的準備時期，黨不僅對德國警察，就是對於人民也是極其隱秘的。現在，黨受到創傷，它在佔領者面前應該更加秘密，更加改進自己的工作，但是在人民面前它卻應當從隱秘轉向公開，應當同黨外人士建立聯絡，應該向全國人民和每一個決心為自由而戰的人開門，同他們結成同盟，用直接的行動把那些還在猶豫的人引向鬥爭。

到一九四一年九月初，我們初步能夠這樣說：雖然還不能說已經把嚴重破壞的組織恢復起來——我們離這個還遠著呢，但是我們卻有了一個組織得牢固的核心，這個核心本身已經能夠，至少部分地能夠完成一些重大的任務。黨的活動明顯地恢復了。各個工廠的怠工和罷工的次數在增加，——九月底，他們派了亨德里希來對付我們。

第一次戒嚴並沒有摧毀那正在增長起來的積極反抗，但是把它削弱了，黨受到了新的打擊。特別是布拉格地區的黨組織和青年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一批黨的寶貴的幹部：揚·克雷依奇、什坦茨爾、米洛什·克拉斯尼和別的許多人都犧牲了。

每次遭到打擊之後，都可以看到黨是多麼不可摧毀。一個戰士倒下了，——如果另一個人代替不了他的話，就會有兩個或三個人站到他的崗位上去。一九四二年初，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堅強的組織，雖然它還沒有包括所有的部門，也遠沒有達到一九四一年二月的規模，但是它有能力在決定性的戰鬥中完成黨的任務了。雖然我們大家都分擔了這項工作，但主要應歸功於洪扎·齊卡。

關於我們在出版方面所做的工作，將來可以從同志們秘密儲存在地下室或閣樓上的文獻資料中找到足夠的證據，我在這裡就不必多說了。

我們的報紙傳播得很廣，不僅黨內的同志讀，而且黨外人士也讀。它大部分是在許多各自獨立而相互嚴格隔離的秘密〃印刷所〃裡用影印機印出來的。根據形勢的需要，經常出版很快。比如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斯大林同志給蘇聯軍隊的命令，二月二十四日夜晚就已經傳到第一批讀者的手中了。印刷人員出色地工作著，如醫生組，特別是〃富克斯——洛倫茲〃這個組，他們除了出版報紙，還出版了全世界反希特勒的情況報道。為了節省人力，其餘的工作都由我親自承擔。還準備了一個萬一我出事時可以代替我工作的人。在我被捕後，他就接替了我的工作，一直幹到現在。

我們建立了極其簡單的機構，這樣在執行任務時，就可以儘量少用人。我們縮減了一長串的聯絡點，因為一九四一年二月的經驗證明，過多的聯絡點不但不能保護黨的機構，反而會使它受到威脅。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