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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夜裡他們就要把我押送到帝國法庭去聽候判決了……事情就是這樣，在我生命的邊緣上，時光正在貪婪地啃嚼著最後的幾口。在龐克拉茨監獄度過的四百一十一天快得不可思議。還剩下多少天呢？我將在什麼地方度過這些日子呢？又將怎樣度過呢？
在這些日子裡，我將很難再有寫作的機會。那麼，這就是最後的敘述了。對於這一小段歷史，我顯然是最後一個活的見證。
……
一九四一年二月，捷克共產黨的全部中央委員以及準備萬一出事時接替他們的領導人全部被捕了。黨為什麼會遭到這樣嚴重的打擊，現在還沒有得到準確的證據。關於這個，有一天蓋世太保的頭頭們在受審時也許會供出來的。我也像佩切克宮的雜役一樣想仔細弄明白這事的真相，但是白費工夫。
當然這事少不了有奸細的破壞，但多半是由於不謹慎。兩年來地下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績，有些同志的警惕性多少有些放鬆。地下組織擴大了，經常有新同志參加到工作中來，有些人本來應該暫時作為候補人員在一邊等待一下的。機構擴大了，龐大得難以控制。敵人對黨中央的襲擊顯然蓄謀已久，在他們快要進攻蘇聯的時候就向我們下手了。
開始我不知道逮捕的範圍有多大。我還等著我平日的聯絡員，但他沒有來。一個月後，我才知道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事情，不允許這樣傻等下去。我只好獨自去尋找關係，別的同志也這樣做。
我首先找到了洪扎·維斯科奇爾，他是捷克中部地區的領導人。他是一個有創造性的人。他蒐集了一些材料準備出版《紅色權利報》，黨沒有中央機關報是不行的。我寫了一篇社論，但是我們倆又決定把全部材料（我還沒有看過這些材料）印成五一節的傳單，而不作為《紅色權利報》，因為另外一些同志已經在別處出版了《紅色權利報》，儘管印得相當簡陋。
我們進行了幾個月遊擊式的工作。黨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但這個打擊不能置它於死地。幾百個新同志決心接替犧牲了的領導人的崗位，擔負起他們留下的未完成的工作，使這個組織的基礎不致被瓦解或陷於癱瘓。但仍然沒有中央的領導，遊擊式的工作中蘊藏著極大的危險：因為在這最緊要的關頭——德寇準備進攻蘇聯時——我們的步調可能會不一致。
在我所收到的幾期以遊擊方式出版的《紅色權利報》上，我認出了一個老練的政治家的手筆。而別的一些同志也從我們出版的、可惜並不十分成功的五一節傳單上，看出有可信賴的人存在。於是我們開始相互尋找。
好像在密林裡相互尋找一樣。我們一聽到聲音就跟蹤追跡，但卻從另一邊傳來了呼喚聲。沉重的損失，使得全黨更加謹慎、更加警惕，如果黨中央機關的兩個同志要碰頭，就必須透過他們雙方以及其他負責聯絡的人所設下的試探或暗號的重重障礙。這一回就更困難了，因為我不知道那〃另一邊〃的人是誰，而他也同我一樣，不知道對方是誰。
最後我們終於找到了一個共同的聯絡人。就是優秀的青年米洛什·涅德維特醫生，他成了我們的第一個聯絡員。這事也有偶然性。一九四一年六月中旬，我病倒了，打發麗達去請他來給我看玻他立即來到巴克薩家裡，我們就在那兒把事情談妥了。原來他就是受了委託來尋找〃另一邊〃的人，他根本沒有想到那〃另一邊〃就是我。相反地，他也像那一邊所有的人一樣，以為我被捕了，並且很可能已經犧牲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向蘇聯進犯。就在那天晚上，我們還同洪扎·維斯科奇爾一起印發了一份傳單，闡明這次進攻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六月三十日，我和我尋找了這麼久的那個人會面了。他來到了我約定的聯絡點，因為他已經知道將同誰會面。而我那時還不知道將同誰會面。那是一個夏天的夜晚，從敞開的視窗飄進來槐花的清香，這正是情人幽會的美妙時刻。而我們卻拉下窗幔，開啟了燈，互相擁抱起來。原來他就是洪扎·齊卡。
原來一九四一年二月裡，並不是全部中央委員都被捕了。
中委之一的齊卡得以倖免。我早就認識他，並且早就愛戴他了。但只是現在，當我們在一起工作的時候，我才真正認識了他。圓圓的臉，總是笑眯眯的，像個慈祥的大伯，而在黨的工作中卻表現出堅決果斷，毫不妥協，有信心，有決心。他不知道，而且也不願知道還有比黨交給他的任務更重要的事。
為了完成黨的任務，他可以放棄一切。他愛人們，人們也愛他，但他從來不以無原則的寬大博取別人的愛。
只用幾分鐘我們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