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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由來已久。十年前那個狂風暴雨之夜，他們把受傷的人抬到大夫家門口，大聲喊叫（因為他不肯開門，只在門裡邊說話）：“大夫，您來看看傷員吧，別的醫生顧不過來啦。”他硬是不肯開門（門關得死死的，傷員躺在大門口）。“我們只剩下您這一位大夫了。您可得發發慈悲呀。”鬧哄哄的人群估摸著他一定是站在屋子中央，手裡舉著燈，燈光照得他那兩隻冷酷的黃眼睛閃閃發光。他回答說（還是沒有開門）：“治病的事兒我全忘光了，把他們抬到別處去吧。”外面混亂的人群要是闖進來可不得了，而他還是堅持不開門（打那以後，這扇門就再沒開過。門外群情激憤，人們越來越惱火，怨恨的情緒竟然成了一種群體性病毒，人人都受到感染。在大夫的晚年，馬孔多無時無刻不在迴響著那天晚上人們發出的咒語：讓大夫在這棟房子裡腐爛發臭吧！
一連十年，他連鎮上的水都不敢喝一口，害怕有人在水裡下毒。他和他那個印第安姘婦在院子裡種瓜種菜，十年當中就靠著瓜菜充飢。十年前他不肯對鎮上人發善心，現在全鎮的人也不肯對他發善心。得知他死訊的馬孔多（今天早上大家醒來的時候，一定都比往常感到輕鬆愉快），人人都準備歡慶這件期待已久、值得慶祝一番的大喜事。大家一心只盼著從那扇十年前沒開啟的大門後飄散出死人腐爛的臭氣。
現在我開始明白了，真犯不上跟全鎮居民對著幹，多管這檔子閒事。現在是惹得天怒人怨。仇恨未消的人們惡狠狠地盯著我。就連教會也千方百計地阻撓我的主意。剛才安赫爾神父對我說：“我不能答應把一個六十年來不信上帝、最後懸樑自盡的人安葬在教堂公墓。您要是撒手不管這件事，主一定會保佑您的。這可不是行善積德，而是違抗天意的罪過。”我說：“聖經上說，安葬死人是積德的事。”安赫爾神父說：“對是對，可這不是我們的事，是衛生局的事。”
來的時候，我把那四個在我家裡長大的瓜希拉長工叫了來，還把女兒伊莎貝爾強拉來陪我。這麼一來，喪事多少有點兒家庭氣氛，有點兒人情味。要是我一個人拖著屍體走過鎮上的大街小巷，直送到墓地，那豈不是有點硬逞強，甘犯眾怒嗎？自從本世紀初以來，鎮上發生的各種各樣的事我都親眼見過，我知道馬孔多人是什麼都幹得出來的。雖說我上了年紀，是共和國的一名上校，腿腳不靈便，又為人耿直，可是人們照樣可以不尊重我。假如真是這樣的話，我希望他們至少要尊重我的女兒，畢竟她是婦道人家嘛。我這麼幹是為了我自己，或許也不是為了讓死者在地下安息，更不是為了履行一個神聖的諾言。我把伊莎貝爾帶來，不是因為我怯懦，我只是拉她一起來行善。她把孩子也帶來了（我估摸著她也是這個想法）。現在我們三個人待在這裡，共同挑起這副沉重的擔子。
剛才來到這兒的時候，我以為屍體可能還懸在樑上。其實那幾個瓜希拉長工已經搶先一步，把他放倒在床上，裝裹好了。他們也許認為這事耽擱不了一個鐘頭。我到這兒的時候，就等著把棺材抬來了。女兒和外孫坐在一個角落裡。我打量了一下房間，心想大夫可能會留下點兒東西，說明他為什麼要尋短見。檔案櫃開著，裡面堆放著亂七八糟的紙片，可沒有一張是他寫的。櫃子上放著那張表格，裱糊得很好，就是二十五年前他帶來的那張表格。當時他開啟那隻大箱子（箱子大得足以放下我們全家的衣服），裡面只有兩件普通襯衫、一副假牙（顯然不是他的，他滿口牙齒長得又結實又齊全）、一張照片和一份表格。我拉開抽屜，裡面只有一些印著字的紙張，都是積滿灰塵的舊紙。下面，在最底下的抽屜裡，是二十五年前他帶來的那副假牙。由於長期擱置不用，假牙上全是塵土，已經發黃了。在小桌子上，熄滅的燈旁，有幾捆未啟封的報紙。我看了看，都是法文報紙，最新的是三個月前，一九二八年七月的，還有幾捆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最早的則是一九一九年十月的。我心裡想：自從鎮上的人給他下了判決書，他已經九年沒有開啟報紙了。從那時起，他便放棄了他和自己的土地及同胞的最後一點聯絡。
那幾個瓜希拉長工把棺材抬了進來，把屍首入了殮。我忽然想起，二十五年前他到我家來的那天，曾經當面交給我一封推薦信。信從巴拿馬來，是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寫給我的。當時正是大戰後期，上校擔任大西洋沿岸的總軍需官。我又在那隻黑黢黢的無底箱裡把七零八碎的東西翻騰了一遍。箱子丟在一個角落裡，沒有上鎖，裡面裝的還是二十五年前他帶來的那些東西。我記得是兩件普通襯衫、一副假牙、一張照片和一張裱糊好的舊錶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