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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門給安妮打電話，告訴她所發生的一切。一個小時不到，安妮和托馬斯就站在我們家門口了。我開門時安妮緊緊地擁抱著我，然後外套都沒有脫，就跑進客廳緊緊抱住卡門。卡門立刻放聲大哭。
托馬斯也笨拙地和我擁抱了一下。“真是糟糕極了，夥計。”他喃喃地說。他跑進去，幾乎不敢看卡門，只是站在那，盯著地板，耷拉著肩，雙手插在口袋裡。
他還穿著西裝，戴著領帶。
托馬斯也來自佈雷達魯德，我從小學時就認識他了。“我們喜歡同樣的音樂，我們喜歡同樣的衣服，我們喜歡同樣的樂隊。”布魯斯的歌中唱道。我和托馬斯正是這樣。十二歲時我們一起去看NAC，十六歲時我們一起去帕拉迪索看朋克樂隊，十八歲時週六晚上我們一起去佈雷達的迪蘇柯吉斯特找樂子，托馬斯在那非常受歡迎，我長了痘，又戴著厚厚的眼鏡，只好撿托馬斯挑剩的。
上完中學後我們倆都上了阿姆斯特丹的商業學院，我們就是在商業學院認識了弗蘭克。托馬斯拼盡全力才獲得了學位。托馬斯以前不是非常聰明，現在也不是。畢業後他做了一家公司的銷售代表，銷售灑在路上的鹽（歐洲因為冬天下雪的緣故，政府在下雪前都會在馬路上灑鹽以防車輛打滑）。他的顧客是議會官員或水務董事會。托馬斯和他們是知心朋友，我認為這是因為托馬斯和他們一樣，喜歡嘲笑比利時、黑人、還有去看醫生的金髮女人的笑話，還因為他也穿德國牌子的淡色領尖有紐扣的外套式襯衫。托馬斯和我經常通電話，我們見面沒有以前那麼頻繁了。除了佈雷達的狂歡節，他不太喜歡出來縱酒狂歡了。週末他更願意待在家裡，吃著可口的乳酪，喝著美酒，看滿是槍、美女和直升機的電影。他縱酒狂歡的興趣大減與幾年前他開始禿頂有關，而且他的肚子也開始規模壯觀了。“該死，丹尼，我們衰老的速度不同——我就像牛奶，愈放愈酸；而你卻像紅酒，愈陳愈香。”他曾對我說，那時他已開始明白自己在女人中魅力大減已成定勢。托馬斯天生崇尚實用主義，他也真採取行動了。六年前，一個年輕可愛的實習生蹦蹦跳跳來到他們公司的辦公室時，他請她去吃飯，從那以後，他再也沒有放手。
那個實習生就是安妮。托馬斯和安妮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安妮是標準的時髦都市女性，但也非常喜歡孩子、乳酪和美酒，像托馬斯一樣，她看起來就像一直在懷孕。他們的孩子金伯利（4歲）、林賽（3歲）和丹尼（1歲）出生後，安妮把家庭看得比什麼都重要。以前她非常愛打扮自己，但現在只穿廉價T恤了。卡門說安妮現在變得像黃臉婆一樣，但安妮並不知道。卡門從來不會傷害安妮。正因如此，安妮成了卡門最好的朋友。她們每天都通電話，六個月前在卡門為切片檢查而害怕不已時，安妮幾乎不曾離開我們家。我每天下班回家安妮總是在，這讓我幾乎發瘋，但我必須承認安妮瞭解友誼的涵義。卡門和安妮現在比我和托馬斯還要親密，卡門對安妮無話不談，我對托馬斯已經不這樣了，至少是自從我發現他把我做了的（他想做的）每件事都告訴安妮後。安妮總會告訴卡門，這是我不樂見的事情，雖說兩人相處必須坦誠相對，但有時安妮會添油加醋，所以話傳到卡門那裡時，簡單的事都會變得複雜。
安妮很理智，她建議我們把明天想問醫生的所有問題都寫下來。這是個好主意。我們今天實在是亂了陣腳，腦袋裡亂糟糟的。我們四人討論了很多想問的問題，我都一一用紙筆記下來。
這很有用。我們暫時把癌症變成了一種中性的東西，可以批判地去分析，幾乎可以客觀地去分析。卡門的情緒也平靜下來。
托馬斯和安妮九點半離開。我給弗蘭克打電話，卡門去上網。我掛電話時，她問我是否記得她的那種乳腺癌的英文名稱。
“沃爾特斯沒有告訴我。不過他告訴了我拉丁名稱mastitis carcinosomethingorother——”
“Carcinomatosa，就是這個。”她看著螢幕——“炎性乳腺癌症——就是這麼一種癌症——如果太晚——就會進入血液細胞。是這樣的，不是嗎？”
“嗯——我想是吧，是的。”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那就糟糕透頂了，因為這意味著——”——她的聲音變了——“我再活五年的機率低於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你怎麼這麼確定是同一種呢？”我有些惱怒地反問。“你確定你沒有看錯嗎？”
“是，我不是傻瓜，丹！”她咆哮道。“這裡說的！難道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