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郭沫若 作者:[中]張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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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很多清規戒律，避免可能發生的流弊和偏向。這樣，就大大的有利作家的創作活動。

應該說，郭沫若關於“兩結合”創作方法的觀點和看法，對於宣傳、闡述毛澤東的意見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當然，“兩結合”創作方法的提倡，其時代背景和社會基礎是當時的“大躍進”，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當時的侷限。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大談特談革命的浪漫主義，而比較冷落革命的現實主義。與此同時，大家談論革命的浪漫主義，又自覺不自覺地把一些脫離實際的誇大、幻想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合理想象混在一起，因而也就在客觀上為虛假浮誇開啟了綠燈，鋪平了道路。對於“大躍進民歌”中一些消極成分的肯定和過高評價，就是證明。

“大躍進民歌”是1958年大躍進時期出現的群眾性的文藝創作運動。其規模之大不但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恐怕以後也未必可能出現，完全稱得上是“空前絕後”。在這次群眾詩歌創作運動中，當然也出現了不少好的和比較好的詩歌作品，而且，從積極方面來說，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誠摯的願望和高揚的熱情，以文藝的形式記錄了當時的時代。但，毋庸諱言，這些民歌（包括這一次大的詩歌創作運動）也確實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和缺點。而這些問題和缺點也正反映出了那個時代的問題和缺點。

“大躍進民歌”實際上是從1957冬到1958春全國範圍內的農村興修水利時開始湧現的。當時各地農村依靠集體力量興修水利，創造了過去農民小生產時意想不到的奇蹟，使農民看到了組織起來的力量，從而在激發起他們向自然進軍的熱情的同時，也激發起了他們詩歌創作的熱情。他們歌頌集體的勞動，歌頌勞動的集體，歌頌共產黨，歌頌社會主義制度。

毛澤東在發現廣大人民群眾勞動熱情的同時，也敏銳地發現他們詩歌創作的熱情。他對當時已經廣為流行的民歌十分重視，發出指示要求各地“大規模地蒐集全國民歌”。在他的號召和指示下，《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大規模蒐集全國民歌》（1958年4月14日）、《要抓緊領導群眾文藝工作》（1958年7月3日）和《加強民間文藝工作》（1958年8月2日），由此可見中央對這一工作的重視。

在此情況下，經濟戰線上的“大躍進”激發起民歌創作的巨大熱情；反過來，大躍進民歌創作又激勵著全國工業農業及其他各行各業的生產熱情。一時間，全國上下真的是一片熱氣騰騰，熱浪滾滾，民歌創作也就鋪天蓋地。有些地方行動唯恐不快，宣傳唯恐不力，甚至大搞賽詩會，大擺詩擂臺，提出“全黨辦文藝，全民辦文藝”、“個個是作家，人人是詩人”。當時民歌創作真是成了“詩的海洋”。

毛澤東看到這些情況當然是十分興奮的。他認為從那些歌頌共產黨、歌頌社會主義、歌頌領袖以及表現工人農民生產熱情的詩歌中，可以看到民心、民氣，可以看到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是怎樣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也看到自己在人民群眾中是享有怎樣高的威信。當然，他也不是完全頭腦發熱，還是對一些做法有所保留，存有疑問。特別是對一些地方報道人人都寫詩表示了不同意見，說：寫詩也只能一年一年的發展。寫詩不能每人都寫，要有詩意，才能寫詩。幾億農民都要寫詩，那怎麼行？這違反辯證法。放體育衛星、詩歌衛星，通通取消。不過，從總體上說，他還是對這樣的群眾詩歌運動持肯定態度的，他一再對周圍的人說：“從民歌可以懂得許多東西。”

在大躍進的日子裡，毛澤東自己也寫了兩首氣壯山河的詩，即《七律二首·送瘟神》（1958年7月1日）。

這二首詩前有短短數十字的前言，說：“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

詩兩首真實地表現了作為人民領袖的毛澤東是怎樣關心人民的疾苦，縈懷人民的命運。他為受血吸蟲病害的人民痛心，又為他們消滅病害無限欣慰。毫無疑問，兩首詩表現了領袖和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是激動人心的好詩。這兩首詩運用了豐富的想象和浪漫主義手法，稍通一點藝術的人也都充分肯定，作出很高的評價。無論是誰，不能把它們和當時一般的大躍進民歌相比，更不應該把它們和大躍進民歌相提並論。

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毛澤東的這兩首詩，特別是其中第二首，有一些詩句，如“六億神州盡舜堯”、“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等，或多或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