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郭沫若 作者:[中]張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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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遙望南天”的時候，正如旭日臨窗，春風也已吹遍了大地。六億人民自己做了主人，這一群揮動鐵臂銀鋤的舜堯終於趕走了瘟神，創造了幸福的新生活。他們雖然不是醫學專家，但是團結就是力量，這個偉大的力量比之“華陀無奈小蟲何”的前塵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了。

應該說，郭沫若這一段詮釋是比較切合詩的原意的。至於他對血吸蟲的解釋，這裡就不多說了。總之，郭沫若能夠發現自己在詮釋毛澤東詩時的“不妥當的地方”並且分析為什麼會有“不妥”的解釋，重新作出更切合原詩實際的解釋，不但可以看出他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對於廣大讀者理解毛澤東詩詞還是大有裨益的。

1959年，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很關鍵的時刻。這一年，大躍進的餘熱尚未散盡，但有些消極後果已逐漸顯露。以毛澤東偉大政治家的敏銳，他不可能一點沒有覺察，但是，正是因為作為偉大的政治家，他又不可能完全從現實出發考慮問題。他不僅要算經濟賬，還需要算政治賬。他必須面對他作為掌舵人駕馭的這條航船何時拐彎和怎樣拐彎。所以，這時，他一方面批評“有些人太熱了一點”，與此同時；又指責“有些人愛冷不愛熱”。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六、七月間，他先到離別了32年的家鄉湖南湘潭韶山沖，以其所見所感，寫了一首七律《到韶山》；後又到江西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準備認真討論1958年的形勢和問題。

在剛上廬山時（此時尚未想到開八屆八中全會）又寫了一首七律《登廬山》。

詩，和其他文學樣式一樣，當然能夠反映作者一時的思想感情和一定的社會現實情況。（尤其是詩這一文學樣式，不過這裡說“反映”包括直接地或間接地，且更多的是後者，即曲折的和折射的）毛澤東的這兩首七律詩，自然也就反映了他在寫這兩首詩時的所見所聞和所感所思。

前一首七律《到韶山》，寫了詩人在闊別家鄉30多年後所見到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因而思緒萬千。在這首詩中，詩人寫了過去的鬥爭（“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更寫了現在的情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這不但表明當時詩人所見，大躍進的熱情尚未消退，而且詩人對此十分高興，十分欣賞。正為此，全詩表露的才是高揚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

後一首七律《登廬山》，寫作時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尚未召開。就是說，使毛澤東原想反“左”後來卻一變而為反對右傾，把冷靜面對現實、客觀思考問題的彭德懷等打成“反黨集團”的事件，尚未發生（關於廬山會議的情況及對它如何評價，不是本書的論述範圍）。此時的毛澤東心情比較複雜，一方面他看到大躍進遇到的許多困難，事情的發展並不如原先想象得那麼順利（否則就不會有“冷眼向洋看世界”這樣的詩句），而另一方面卻又沒有認識到自己的決策有悖客觀之處，暴露出偏差和失誤，還想迎風而上，不放棄追求理想中的社會（“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裡可耕田？”）毛澤東的這兩首七律，無論從其歌頌人民的鬥爭和勞動，歌頌歷史發生的偉大變化，表現出全國人民不畏困難，堅持英雄主義的追求等方面，也無論是詩的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藝術手法，都應該說是上乘之作。而且更值得一說的是關於這兩首詩的修改，及由此而表現出他對郭沫若的藝術修養的尊重和信任，表現出二位詩人之間的親密關係。

原來毛澤東在寫好這兩首詩後不久，他想到有必要把它們給郭沫若看一看，最好是請郭沫若提點意見，以便作些修改，使這兩首詩在各方面更臻完善。於是，9月7日，他寫信給他當時的秘書、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說：

詩兩首，請你送給郭沫若同志一閱，看有什麼毛病沒有？加以筆削，是為至要。

……主題雖好，詩意無多，只有幾句較好一些的，例如‘雲橫九派浮黃鶴’之類。詩難，不易寫，經歷者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也。

信裡的話不多，確表現了毛澤東自己在詩歌藝術方面的謙虛和成熟。

胡喬木接到信後，立即將這兩詩送交郭沫若。郭沫若讀後極為高興，即於9月9日和10日，非常認真地連寫了兩封信給胡喬木，很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見。

9日的信上說：“主席《登廬山》第二句‘欲上逶迤’四字，讀起來似有踟躇不進之感。擬易為‘坦道蜿蜒’，不識何如。”10日的信上又寫道：“主席詩‘熱風吹雨灑南天’句，我也仔細反覆吟味了多遍，覺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觀世界’不大諧協。如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