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郭沫若 作者:[中]張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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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如海洋一樣廣闊如海洋一樣豐富的“大躍進民歌”，郭沫若當然地更是極為興奮。且不說他十分清楚，大躍進民歌是受到毛澤東的支援和鼓勵的；毛澤東提出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也由大躍進民歌作出了實踐的印證。而且，他尤其作為一個詩人，並且是浪漫主義詩人，面對如此空前的群眾性的詩歌運動，他怎能不雀躍，不激動！

在那熱氣騰騰的日子裡，郭沫若親自率領文藝家到張家口專區參觀訪問，深入到懷來縣花園鄉、涿鹿縣、張家口市等地體驗生活，用他自己的話說，“受到各地大躍進氣勢所啟發”，也寫了好多首大躍進民歌一樣的詩作，用典型的大躍進的詞語做了一個總題《遍地皆詩寫不贏》。以後又寫了《跨上火箭篇》和《長春行》等，詩中甚至不乏諸如“不見早稻三萬六，又傳中稻四萬三”，“不聞鋼鐵千萬二，再過幾年一萬萬”這樣一類不但內容虛假浮誇而且詩句粗糙乏味的所謂“詩句”。後來，他又和周揚在全國大躍進民歌的基礎上，合作編選了一本《紅旗歌謠》。他在這本歌謠集的《編者的話》中，對大躍進民歌作了極高的評價。說：

……新民歌是勞動群眾的自由創作，他們的真實情感的抒寫。“詩言志，歌永言”。這些新民歌正是表達了我國勞動人民要與天公比高，要向地球開戰的壯志雄心。他們唾棄一切妨礙他們前進的舊傳統、舊習慣。詩歌和勞動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新思想的基礎上重新結合起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民歌可以說是群眾共產主義文藝的萌芽。這是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新國風。這是作了自己命運的主人的中國人民的歡樂之歌，勇敢之歌。他們歌頌祖國，歌頌自己的黨和領袖；他們歌唱新生活，歌唱勞動和鬥爭中的英雄主義，歌唱他們對於更美好的未來的嚮往。這種新民歌同舊時代的民歌相比，具有迥然不同的新內容和新風格，在它們面前，連詩三百篇也要顯得遜色了。

……歷史將要證明，新民歌對新詩的發展會產生愈來愈大的影響。……他在為新民歌集《大躍進之歌》所作的序中也讚歎道：

6億人民彷彿都是詩人，創造力的大解放就像火山爆發一樣，氣勢磅礴，空前未有。

同時，他還就當時的詩歌創作中的主要問題答《詩刊》社問，他認為“大躍進”

以來所出現的歌謠，即新民歌，它的形式是會發展的，它的精神會成為主流。

現在，“大躍進”的年代和“大躍進民歌”都已經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事了。歷史已經證明，雖然對於“大躍進”的主觀願望以及勇於奮鬥的精神不可完全抹殺，對於“大躍進民歌”也要一分為二，分清其積極向上的情感因素，揚棄其虛假浮誇的成分。但事實表明，大躍進對全國人民是一次大災難。而由於當時“左”傾思想主觀主義盛行對於主觀意志和精神作用誇大到不適當的地步，“新民歌”也就不可能避免這方面的影響，表現出太多的“浮誇風”和“共產風”，以主觀代替客觀，以幻想代替現實，把生活的假象看作生活的真實，用狂熱和虛誇來取代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這些缺點和問題，都是我們今天應以為鑑的。

●二、“毛澤東的第一解詩人”

郭沫若和毛澤東二人之間的交往，更多也更顯密切的是對於他們自己詩作的切磋琢磨。這是因為他們二人都是傑出的詩人。詩，為他們提供了密切交往的基礎。

他們在一起交談詩學，切磋詩藝；在詩學中論時事，談社會，又在人生永珍和世間哲理中尋找和發掘藝術真諦，而更多的是郭沫若對毛澤東詩詞的琢磨、詮釋和講解。

這一切，也為政界和文藝界留下了趣談和佳話。

前已說過，毛澤東最早公開發表的一首詩（詞）是他作於1936年2月的《沁園春·雪》，發表的時間是1945年11月重慶談判剛剛結束。當時重慶的《新民報·晚刊》發表是根據傳抄，並未得到作者的同意。但詩既刊出，一時轟動了整個山城。

人們由此開始認識到這位共產黨的領袖原來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還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當時，圍繞這一首詞，各種政治面貌的人做出了各種不同的理解和解釋，郭沫若針對一些人的蓄意曲解和惡意歪曲，就曾挺身而出著文給予正確闡釋，並且用該詞原韻填詞二首，用藝術的形式表現出他對毛澤東的崇敬和理解。應該說，這是郭沫若和毛澤東在詩詞創作藝術的海洋裡（但當時也是在政治的風浪中）最早的神交。

1957年1月，《詩刊》創刊號發表了毛澤東的18首詩詞，並有他給該刊主編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