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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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深知自己在文化界日蒸的威信和影響，自己在工作上取得的點滴成就，是與共產黨和整個進步文化界的領導、支援、幫助分不開的。他更深知全國人民以及共產黨對他的厚望，其中當然還有一位和他分別了很久而他一直思念的朋友毛澤東。
還是在1938年，即他剛從日本回國不久，他就寫了一首小詩《陝北謠》，其中用極為樸素的語言表達了自己對在陝北的朋友們的殷切思念。其中有這樣的詩句：
陝北陝北朋友多，請君代問近如何？華南也想扭秧歌。
陝北陝北太陽紅，拯救祖國出牢籠，新天鎮日漾東風。
這“陝北朋友”當然包括了毛澤東，也首先是指毛澤東。
郭沫若決心用百倍的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以報謝朋友們以至全國人民厚愛，以不負他們的矚望。
祝壽活動的成功，特別是歷史劇《棠棣之花》演出得到強烈的反響，激起了郭沫若戲劇創作的活力。他發現，全民抗戰這樣一個特定的時代條件下，在當時的國統區重慶這樣一個特定的現實環境中，歷史劇以歷史題材表現出現代精神的戲劇，不但是一種人民群眾喜歡的藝術形式，也是一種能產生巨大社會影響的藝術武器。因此，他看準方向，集中精力，從1941年12月到1943年4月，在前後總共不到一年半的時間裡，他以驚人的創作力寫出了六部歷史話劇。這樣的速度和成績，可以說在中國現代話劇史上也是一個奇蹟。
這六部話劇是：《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築》（《高漸離》）、《孔雀膽》和《南冠草》。
六部歷史話劇有一個鮮明的共同特點，即：題材雖然是取之於歷史，但都注入了現代精神。作者借古諷今，以古鑑今，作品的矛頭直指國民黨政府中那些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以民族利益為不顧的當權派。他們的行為、思想、感情以至醜惡嘴臉，都可以從劇中一些反面人物身上找到印證，而廣大人民群眾要求抗戰、“望合厭分”的心聲以及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也從劇中得到了藝術的表現。
這裡，應該特別提到《屈原》和《虎符》。
這不僅是因為它們在郭沫若寫於此時的幾個劇本中，演出效果極佳，思想性和藝術性都屬上乘，還因為它們都有一些不平常的經歷，即都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共產黨領導人的充分肯定和具體關心。由此也可以看到當時郭沫若的文化活動是怎樣緊密地和黨的工作聯絡在一起。
《屈原》是郭沫若這一時期所寫六個歷史劇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代表作。劇本取材於戰國時期楚國愛國詩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懷王對秦外交上兩條不同路線的鬥爭作為全劇情節線索，構成作為代表愛國路線的屈原與代表賣國路線的南後等人之間的戲劇衝突，從而成功地塑造了屈原這個文學典型和一系列人物形象，深刻地表現了為祖國和人民不畏暴虐，堅持鬥爭的主題。
郭沫若並不諱言他寫《屈原》以及其他幾個歷史劇的創作動機，就是出於現實政治鬥爭的需要。他說：“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噓些生命進去。”在他看來，秦始皇吞併六國，統一中原，雖然在客觀上起了一定的積極的歷史作用，但從相對弱小的其他六國來說，秦國的武裝吞併，給六國人民也確實帶來了巨大災難。因此，主張聯合抗秦，反對秦國併吞，就是當時六國人民極其自然而又正當的願望。而且，郭沫若認為，楚國當時是有可能統一中國的，“中國由楚人統一，由屈原思想來統一，我相信自由空氣一定更濃厚，學術的風味也一定更濃厚。”（《論古代文學》）
在他看來，歷史沒有走這條路，不僅是楚國的悲劇，也是我們全民族的悲劇。所以，他是以這樣的歷史觀點，從反對侵略、反對投降、反對獨裁的現實政治鬥爭需要出發，以戰國時代聯合抗秦的故事來創作《屈原》等一系列歷史劇的。他特別說到他寫作《屈原》就是要“把這時代的憤怒復活在屈原時代裡去”，是要“借了屈原的時代來象徵我們當前的時代”。
對於郭沫若來說，《屈原》的寫作過程是一次極為激動也極為歡愉的過程，因而寫作得也十分順暢，前後不過用了11天時間，而且其間還有許多其他工作和一般的社會應酬。
那是在重慶天官府街4號郭沫若自己的寓所。
一月份，是山城重慶最冷的日子。
因為沒有取暖裝置，郭沫若在自己的書房裡也要嚴嚴實實地裹緊那身已經顯得有些舊的棉袍。
他伏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