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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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時局無須乎我們危辭悚聽，更不容許我們再要來巧言文飾了。……無論如何是應該改弦易轍的時候了。
……在今天迫切的時局之下，空言民主固屬畫餅充飢，預約民主也僅望梅止渴。今天的道路，是應該當機立斷，急轉舵輪。凡有益於民主實現者便當舉行，凡有礙於民主實現者便當廢止。
“進言”切實地提出6條實現民主的要求。這6條是：
一、審查檢閱制度，除有關軍政機密者外不應再行存在，凡一切限制人民活動之法令均應廢除，使人民應享有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演出等之自由及早恢復。
二、取消一切黨化教育之設施，使學術研究與文化運動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
三、停止特務活動，切實保障人民之身體自由，並釋放一切政治犯及愛國青年。
四、廢除一切軍事上對內相剋的政策，槍口一致向外，集中所有力量從事反攻。
五、嚴懲一切貪贓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積居奇之特殊商人，使國家財力集中於有用之生產與用度。
六、取締對盟邦歧視之言論，採取對英、美、蘇平行外交，以博得盟邦之信任與諒解。
“進言”最後明確指出：
民主者興，不民主者亡。中國人民不甘淪亡，故一致要求民主團結，在這個洪大的奔流之前，任何力量也沒有方法可以阻擋。
應該說，郭沫若起草的這一《文化界時局進言》像一顆炸彈在重慶這一國民黨政治中心炸響。“進言”以有力的聲勢，抓住實質問題，擊中當局要害，實在是說出了全國人民要說的話，置當局於十分被動的地位。特別是，在郭沫若的率領下，文工會廣泛徵集了國內文化界知名人士簽名，因而產生了極大影響。為此蔣介石國民黨極為惱怒。他們採取種種辦法來抵制和消除“進言”的影響，直至最後以行政權力下令文工會解散。這雖然是意料中事，但身在重慶處於被壓制地位的郭沫若豈不是更期望時局能夠向好的方面轉化，渴望國共兩黨真能重開和談嗎？
而當他聽到毛澤東真的要到重慶來，無論從公（國家民族的利益）從私（他和毛澤東之間的友情）來說，他能夠不興高采烈，不歡欣鼓舞嗎？
郭沫若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時曾說，毛澤東的來到重慶，“這差不多等於是一個奇蹟！毛澤東！毛澤東！響徹了山城，也響徹了中國，全世界。”又說：“毛先生到了重慶，重慶市民歡欣鼓舞的情緒誰個有方法來形容呢？一些市井平民，擦皮鞋的小孩子，補破襪的老媽子，茶館酒店的雜談，街頭壁上的塗鴉，都把他當成了真正神機妙算的諸葛亮。不，比諸葛亮還要強呢！彷彿毛澤東一來，就把和平帶來了，毛澤東一來就把幸福帶來了，毛澤東一來就把民主帶來了。”這既是說出了當時重慶人民以至全國全世界人民對毛澤東來到重慶一事的強烈反應，也表達了郭沫若自己內心的強烈感受。也許後來的人們對郭沫若這樣的表述不容易想象，但他所說並沒有怎麼誇張，而確是事實。
毛澤東的來到重慶，對郭沫若來說，更有著特殊的意義。
毛澤東的到來，使兩位“故人”得以重逢。儘管這是在山城，在霧都，政治環境政治條件相當惡劣。但是他們兩人都十分欣慰，十分高興。
8月28日，毛澤東到達重慶的當天，一大早，郭沫若就興奮不已。他有點兒像小孩子過年，緊張地盼望著新年的鐘聲敲響。
夫人於立群雖然年齡比郭沫若小不少，似乎要比他沉得住氣，不時提醒他延安飛來的飛機是下午才到。
國民黨當局有意不讓這事張揚太大，不但沒有認真動員群眾去機場迎接，甚至對較有頭面的人物也並不一一週知。至於往機場的交通車就更是未作很好安排。
郭沫若本來自己是有汽車的，但因為毛澤東來，中共辦事處的汽車要給毛澤東乘坐，郭沫若就把自己的車子借給了辦事處用，所以去機場不能不擠到《新華日報》採訪主任石西民的吉普車裡。儘管如此，郭沫若還是說不出的高興。
毛澤東一行乘坐的專機是上午11點由延安起飛的，下午3點45分才抵達重慶九龍坡機場。但是，九龍坡機場下午1點多就已經十分熱鬧了，歡迎的人們陸續到達。來得最早的是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和副秘書長雷震，接著是各民主黨派領袖張瀾、沈鈞儒、左舜生、章伯鈞、陳銘樞、譚平山、黃炎培、冷御秋、郭沫若等和中外記者幾十人。還有蔣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將軍。
機場上的警戒是嚴密的，美軍憲兵之外，蔣介石還派了警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