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郭沫若 作者:[中]張潔宇

第16部分 (第2/4頁)

而在這些“民主黨派和進步人士”中間，就有十分活躍並且常在一些活動中起著積極骨幹作用的人物郭沫若。

前面我們已經說到，郭沫若回國後，在抗日救亡運動中，以忘我精神，積極工作，對於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起了重要作用。他開始在國共合作下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任第三廳廳長，主持抗戰文化宣傳工作。1940年，由於蔣介石政府意欲把持第三廳這一敏感機構，迫令三廳全體成員集體加入國民黨，三廳工作人員在郭沫若帶領下，憤而退出三廳，三廳名存實亡。迫於無奈，蔣介石下令由原三廳人員籌組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工會”）。周恩來主持的中共南方局乃從國共兩黨合作的大局出發，動員原三廳人員接受這一安排，目的為了能夠借用這一政府合法機構的名義，同國民黨開展合法鬥爭，團結革命、進步的文化力量，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擴大黨的影響，以爭取抗日鬥爭的最後勝利。

文工會仍由郭沫若主持。文工會雖然在機構和人事上較之三廳有所變動，但基本陣營基本力量並沒有多大變化。特別是，文工會比前更團結了一批傾向進步和革命的文化人，這一點只比原三廳進了一步，而沒有多大不同。而且文工會也和原三廳一樣，分城鄉兩處辦公；而城區辦公處也還是設在天官府七號。所以，從總體看，文工會一開始就突破了國民黨當局的限制，沒有被他們束縛住手腳。由於文工會的工作取得突出的成績，在社會上產生很大影響，當時被大後方的群眾譽為“第二紅巖”（中共辦事處所在地）和“第二（八路軍）辦事處”，名副其實地成為活躍在國民黨統治中心地區重慶的革命文化堡壘。

當然，國民黨當局不但不會滿意文工會的工作，而且更因其處處與自己作對，更視文工會為眼中釘，肉中刺，最後還是不顧一切又勒令文工會解散。

導火線就是由文工會策動組織發表了一個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的《文化界時局進言》（1945年2月22日在《新華日報》、《新蜀報》等報刊上同時公開發表）。

這裡有必要對這一情況和當時的背景作一簡略交代。

本來，隨著抗日戰爭勝利的即將來到，全國人民民主建國的呼聲日高。中國共產黨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要求國民黨組織聯合政府，廢止一黨專政。為形勢所迫，國民黨當局也開始了與共產黨的接觸和談判。然而，國民黨當局不過是為應付國人民心，並不是要真心談判。因此，當時在社會上一些很有影響的民主人士和民主黨派不斷髮表宣告和宣言，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施加壓力，要求他們認真考慮人民的願望。

1945年1月1日，由黃炎培等60餘名社會賢達聯名發表《時局獻言》，要求國民黨和各黨派切實合作，併力挽西南戰線的抗日危局。

14日，中國民主同盟又發表對時局宣言，主張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保障人民自由，立即釋放政治犯。

25日，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邀請黃炎培、左舜生、沈鈞儒、章伯鈞、張申府、鄧初民、郭沫若等到中共辦事處就時局問題交換意見，並向記者發表談話，表明中共中央向全國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提議召開黨派會議，作為國是會議的預備會議，以便正式商討國是會議和籌組聯合政府問題。周恩來重申目前全國人民期望於國民政府的，實為廢除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與聯合統帥部，承認一切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鎮壓人民自由的法令，廢除一切特務活動機關，停止一切特務活動，釋放政治犯，撤退包圍陝甘寧邊區和進攻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隊，承認中國解放區、一切抗日軍隊及民選政府的合法地位等要求。

2月13日，重慶婦女界也公開發表對於時局的主張。

次日，周恩來再次在離中共辦事處不遠的上清寺特園宴請于右任、孫科、左舜生、沈鈞儒、郭沫若等包括國民黨要員在內的各黨派與民主人士代表，就當前國家大事交換意見。一時成都、昆明、桂林等地也都紛紛行動，發表宣言，熱烈響應中共提出的號召。

在此情況下，文工會遂組織動員文化界知名人士發表對時局的宣言。

宣言由郭沫若起草。

據郭沫若說，考慮到實際效果，宣言“沒有敢用‘宣言’兩個字，而是客客氣氣模仿了工商界及其他的作風，用著‘進言’兩個字。”

但是，“進言”的內容是實在的，語氣是尖銳的。

“進言”一開始就點到實質：“道窮思變”，是目前普遍的呼聲。並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