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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毛澤民(字潤蓮),比他小3歲;小弟弟毛澤覃(字潤菊),比他小12歲。如果說毛澤東比他的兄弟,以及鄉里其他孩子要多佔一些優勢,那就是讀書較早,讀書較多,加上他的稟賦和努力,他自幼就學得不少知識,懂得許多道理,眼光更銳利,更看得遠。
毛澤東8歲(1902年初)就開始在韶山南岸下屋場讀私塾。從《百家姓》、《三字經》開始,繼而點讀《幼學瓊林》、《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兩年後(1904年秋),轉至韶山關公橋私塾。翌年春至1906年夏,又轉學韶山橋頭灣、鍾家灣私塾。當年秋至翌年(1907年)夏,再轉學韶山井灣裡私塾。在這裡讀的是《公羊春秋》、《左傳》等經史書籍。而他最喜歡看的是《精忠傳》、《水滸傳》、《隋唐演義》、《三國演義》和《西遊記》等中國古典小說。當時私塾的規矩,認為小說是雜書,不準學生看,因此,他總是偷著看。1909年秋至1910年夏,毛澤東復學於韶山烏龜井、東茅塘私塾。這期間,他讀了《史記》、《漢書》、《綱鑑類纂》、《日知錄》等,也讀了許多時論和新書。
毛澤東後來把這幾年就讀私塾概括為“六年孔夫子”(從1902年至1910年,實際不止“六年”,而是“八年”)。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中說:“我過去讀過孔夫子的書,讀了‘四書’、‘五經’。讀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時候很相信孔夫子,還寫過文章。”
如果說,孔夫子的書沒有引起少年毛澤東多大興趣,(不可否認,這些“舊學”對他還是發生了不小影響,這從他一生言行中可以得到印證)而有些所謂“新學”的書卻很快並且深刻地影響了求知似渴的毛澤東。特別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思想開始活躍,具有一定思考能力,有了自己的觀點感情,一些議論國家大事的書籍,更是強烈地吸引了他。譬如清末改良主義者鄭觀應所著的《盛世危言》,作者認為中國之所以貧弱,在於缺乏西方的器械——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傳入中國,並批評當時中國頑固派的泥古不化,甘心愚陋,以受制於人;同時指責洋務派學習西方技術,不從事本國政治改革,是“遺其體而求其用”,“遺其精義而襲其皮毛”。主張變革以御外侮,要求設立議院,廣辦學校,發展工商業,與外國資本主義實行“商戰”,以抵制侵略,挽回權利。該書使毛澤東第一次接觸到西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以及“中體西用”的改良主張,於是開始憂慮國家的現狀與民族的前途,並思索起如何救國的問題。又如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該書對外國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敗表示不滿,並提出了一些富國強兵的主張。這也引起滿腔熱血的毛澤東的共鳴。當時,他還讀了一本關於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小冊子”。這本書寫到了日本佔領朝鮮、臺灣的經過,寫到了法、英侵佔越南、緬甸的情況。1936年他回憶說:“我現在還記得這本小冊子的開頭一句:‘嗚呼,中國其將亡矣!’”說他“讀了以後對國家的前途感到沮喪,開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斯諾:《西行漫記》)這時的毛澤東,眼界開闊了,眼光放遠了。他開始意識到一個有志氣有作為的青年,不應該只是考慮自己個人的前途,而應該擔負起救國於危亡救民於水火的責任。
然而,就在這時,毛澤東的父親和毛澤東想的並不一樣。他希望兒子能夠子承父業,經商致富。經過一番抗爭,毛澤東終於說服了父親,讓他按照自己的主意繼續求學。
那是1910年,秋色滿眼,一般人最易傷感的時候,16歲的毛澤東卻滿懷興奮和豪情,到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這裡離家雖不過區區50里路,卻是他第一次走出山衝。這是他人生關鍵性的一步。如果沒有這一步,他很可能就一直在家務農,或是按他父親的意願經商一輩子。那樣,不但毛澤東本人的一生完全是另一個樣,歷史或許也會是另一種面目。
東山高等小學堂位於湘鄉縣縣城東面東臺山下。經清政府改制,實行的新式學校教育。教員多為維新派,其中還有留學日本受了明治維新影響的。課程設有修身、國文、歷史、地理、數學、物理、化學、體育、圖畫、音樂和英文等。
毛澤東入學後,很得校長老師的讚賞器重,甚至被譽之為“國器”。這在當時,顯然有些誇張,人們也不怎麼太認真較真,沒想到後來證明倒是真的言中。不過,毛澤東本人當時也並沒有太當真,不管別人如何稱讚,他總是不驕不餒,虛心好學,充分利用學堂的條件,學到了很多中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