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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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以極大的熱情在做好政治教官的同時，更多精力還要履行北伐軍總政治部的工作，他忙得不亦樂乎。
就在北伐大軍一路所向披靡，窮追猛打反動軍閥的同時，毛澤東堅持在另一條戰線即他一貫從事的發動農民的工作。
此刻，毛澤東也已到了武漢。
9月中旬，他在送走第六屆農講所學員，結束農講所的工作之後，參加了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委員會與各省黨部代表的聯席會議。在會上，他從北伐戰事取得的勝利的背景出發，論述了農民政策應是國民革命最重要的政策，要堅決地為維護農民利益而鬥爭。會後，他即離開廣州，根據組織要求，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工作。由於他歷來重視農民問題，他主要還是從事農民運動工作。
1926年12月中旬，他又到漢口參加中共中央召開的特別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分析當時的政治形勢，制定黨的鬥爭策略。會後，毛澤東回湖南考察農民運動，在深入實踐的基礎上，寫出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之後，即回武漢致力於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創辦工作，在實踐上為發展全國農民運動而奔忙操勞。
此時毛澤東在武漢住所是在武昌都府堤41號。這也是一幢南方極普通的舊式民居。毛澤東已把家屬從湖南老家接來同住。毛澤東住在靠左邊的房子裡，毛的妻子楊開慧住在前面房裡，楊老太太以及岸英、岸青則住在後面房裡。
都府堤41號有很多革命同志來住過，如毛澤民、毛澤覃、彭湃、蔡和森、夏明翰等。他們經常在這裡開會，吃飯，十幾個人圍一圓桌，站的站，坐的坐，毛澤東和楊開慧也和大家一起吃飯。
這時，毛澤東已出任中央農民委員會書記，並任全國農民協會總幹事。他那時在農講所講課，還要寫文章，一天到晚忙得團團轉，經常很晚才回家，經常寫材料到深夜。
此時身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其辦公地點則是在原湖北省議會里。他和毛澤東，儘管一個因為工作繁忙，一個因為戰事倥傯，二人見面的機會並不多，但畢竟由於都在一個革命營壘，因而時有接觸。特別是，由於當時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在北伐途中，深感人民群眾尤其是廣大農民對戰事的支援對打勝仗極為重要，意識到國民革命軍的政治工作要偏重在農民運動，作為總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對此也深有同感，因而也就自然要分出一些精力關注農民工作，這樣一來，也自然促進了他同毛澤東的接觸和聯絡。
不過，由於北伐戰事發展迅速，局勢瞬息萬變，無論是毛澤東在武漢辦農民講習所或郭沫若在武漢搞軍隊政治工作，都處在不斷變動之中。
11月初，北伐軍佔領了江西的九江，在勝利的當天晚上，鄧演達即派郭沫若作出發的準備，立即到九江工作，準備迎接南昌的克復，並且主持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接到命令的郭沫若自然風急火速地做好了準備，而且，由於形勢的需要，他們幾個同志必須改裝成便衣，秘密地在夜間上船出發。他甚至來不及與毛澤東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告別。與離開廣州時大張旗鼓地告別餞行不同，郭沫若這次離開武漢恰與之形成鮮明對比。
不過，無論是郭沫若、毛澤東，或別的一些人，江城的聚散，都在自己的腦海中留下了深深的記憶。因為短短的江城相聚，正是北伐革命的高潮期，也是北伐革命的轉折期。各人都忙自己一攤工作，既沒有時間敘舊，也沒有時間論新——討論未來。
這一次在武漢，因為郭沫若擔子重，工作忙，毛澤東沒有請郭沫若到農講所上課，也沒有機會和在廣州那樣一道到什麼地方演講。對於他們來說，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發展革命，推進北伐，在全國範圍內擴大革命的成果。他們雖來不及考慮個人之間的友情，但都相信為了工作的需要，分別只是暫時的，相聚總有機會。
不過，此時無論是毛澤東或郭沫若，誰都不會想到時局的變化會那樣快，那樣大。由於資產階級右派的叛變革命，蔣介石不斷排斥共產黨和革命同志，掠取勝利果實，終於在1927年春天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事變，把革命淹沒在血泊中，而自己則登上了獨裁者的寶座。
至於毛澤東和郭沫若，他們也萬萬沒有想到，在歷史痛苦地經過18年後，二人才能再得重逢。
當然，即便是艱難歲月，關山遠隔，他們的革命思想革命精神仍然把他們連在了一起。就在毛澤東領導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率領起義隊伍走上井岡山的道路時，1928年1月，在上海養病的郭沫若就寫下了激動人心的詩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