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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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如此推想的吧！
郭沫若是1926年7月21日由廣州出發隨軍北伐的。北伐途中，頭戴大軍帽，腰扎武裝帶，一身戎裝，一付軍人模樣。從廣州經長沙一路打到武漢，一路上，他經常是跑步在行軍途中，每到一個站口，他總是提前到達，替大家尋找宿營和中休地點，有時還為大家燒菜做飯，翻山越嶺，日曬雨淋，歷盡艱辛，把宣傳鼓動工作一直做到激戰的前線。儘管親歷炮火硝煙，目睹流血犧牲，總的說來還比較順利。出發前，留守處主任孫炳文為歡送郭沫若以及李一氓等人隨軍北伐，在一個西餐館為他們設宴壯行。周恩來也應邀出席了這次宴會。席間，孫炳文慷慨激昂，稱頌郭沫若大智大勇，堪稱為“戎馬書生”，得到在座同志的首肯。於是，“戎馬書生”這頂桂冠也就戴在了郭沫若的頭上，“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及“行營秘書長”這樣的頭銜倒未見得有多少人承認、記起，而“戎馬書生”反不脛而走，連北伐軍中的俄國顧問鐵羅尼都知道了，只是不解其意，一再問郭沫若它是什麼意思，是表揚還是批評？
對於郭沫若放棄大學教職參加北伐甘心作一個小小的宣傳科長，無論從今天或當時的標準看，都應該說是精神確實難能可貴。以工資待遇論，原來郭沫若在廣東大學做文科學長，月薪有360元，而作北伐軍政治部的宣傳科長，還是特別優待，月薪也不過240元。這裡還不說前者是領導別人，後者是受別人領導；前者生活舒適平靜，後者不但鞍馬勞頓，且時時要做好犧牲性命拋頭灑血的準備。
郭沫若不愧是革命詩人，不愧是時代之子，他不僅毫無怨言，且一再表示只要有工作做，不在乎名利地位。他這樣做，當然受到許許多多人的讚揚，其中包括當時還在廣州的毛澤東。毛澤東在得知郭沫若投筆從戎時，只說了一句話：“我請郭先生到農講所講課是對的。”毫無疑問，郭沫若的行動又一次進一步加深了毛澤東對郭沫若的瞭解。這對他們二人後來的交往發展恐怕也不無影響和意義。在四川革命同志會也為郭沫若舉行的歡送大會上，陽翰笙致歡送詞說：“郭沫若同志由文學大家而文學教授文科學長，由學長而宣傳科長，可以說他現在武裝北伐，一枝筆能夠橫掃千萬軍的！自從創造社成立以來，所發行的刊物，無人不受郭沫若同志的影響，而今沫若同志由東方的詩人，浪漫的文學家實行武裝起來了，明日就道長征，大有還我河山之慨，這樣，自然一般的群眾一定要相繼加入殺敵了，尤其是許多教師，文人，浪漫派，將來也能勇敢革命的！”
當然，也會有一些人對郭沫若的舉動覺得不可思議，甚至還會有人衝著郭沫若背後罵一聲：“神經病！”
●七、江城握別
儘管北伐軍總的說來作戰順利，但那畢竟是殘酷的流血和犧牲。
北伐途中的日日夜夜，對郭沫若來說，是全新的經歷。“汨羅江畔的露營，崇陽山中的跋涉，咸寧道上的奔波，賓陽門外的流血”……，那一個個被汗水和血水浸染了的日子，是他生命裡珍貴的片斷。
1926年10月，正在慶祝辛亥革命勝利“雙十節”的時刻，北伐軍攻下了武昌城。
辛亥首義就是從武昌打響第一槍的。整整15年後，革命軍又在此時此刻攻下了武昌城。這難道是歷史老人的刻意安排或僅僅不過是巧合？
總之，訊息傳來，數十萬人民“脫帽，搖旗，揮拳，鼓掌，破命的高呼”……歡慶這以鮮血和生命為代價換來的勝利。這一天，在漢口出席中華全國總工會開幕典禮會上，郭沫若又激盪其詩人的感情，大聲地致詞說：
今年的雙十節值得加倍慶祝，可以說是四十節。同時，總工會又在今天開幕，更加值得加倍祝賀，合起來是六十節！
郭沫若的講話，引起掌聲雷動，全場群眾情緒激昂。但是，此時此刻，郭沫若想起犧牲的戰友，一時也禁不住感慨萬千。很快，他被提升為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軍銜晉升為中將。由於主任鄧演達工作異常繁忙，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段內，總政治部的工作實際由郭沫若代替鄧演達主持。郭沫若在後來的文章中回憶說：
“鄧擇生（鄧演達字，編者注）高興得到我這樣的一個人做他的下屬，但他仍然要把我當成‘軍師’一樣敬重。”可見他們之間的熟知與默契。
北伐軍佔領武漢，標誌著武漢實際上已成為革命的中心和大本營。國共兩黨決定在武漢建立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由鄧演達兼任校長。鄧演達仍然特聘他的親密“軍師”郭沫若擔任軍校政治教官。
1927年2月，武漢分校正式開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