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郭沫若 作者:[中]張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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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厚的興趣注視著的。

8月17日，毛澤東和其他幾位中央領導同志在人民大會堂聚會，公務之餘，他向有關同志問道：“郭老的《蘭亭序》官司怎麼樣了，能不能打贏？”顯然，他的觀點是傾向於郭沫若的。

說也湊巧，就在這天，郭沫若將《光明日報》所排《〈駁論〉的商討》和《〈蘭亭序〉與老莊思想》兩文的清樣，送到毛澤東的辦公室。毛澤東改正了其中一些錯排了的字，於8月20日退回給郭沫若。又附一信，說：

8月17日信及兩篇文章清樣，均已收讀。文章極好。特別是找出趙之謙罵皇帝一段有力。看來，過份崇拜帝王將相者在現在還不乏其人，有所批評，即成為‘非聖無法’，是要準備對付的。第1頁上有一點文字上的意見，是否如此，請酌定。

“第1頁上有一點文字上的意見”，指的是毛澤東發現了清樣上的一個差錯。郭沫若在《〈駁論〉的商討》文中，有一處講到“《世說》作者臨川王義慶”（指南朝劉宋臨川王劉義慶），但清樣上後面有一個地方竟將這人誤為“王義慶”。毛澤東發覺後，在清樣第一頁的空白處批註道：

《世說》作者是劉宋大貴族劉義慶，他是劉裕的中弟劉道憐的第二個兒子，過繼到劉裕的小弟劉道規為嗣。劉道規有武功，死後追封臨川王，劉義慶因此襲封為臨川王。史稱他‘愛好文義’，有著述，招引一批文士，以為篆屬，其中有鮑照那樣有名的人。以上均見劉宋《宋書》宗室傳（見《劉道憐》、《劉道規》兩傳）。《世說》一書大概是鮑照等人幫他集錄的。但《宋書》卻未說到劉著《世說》，1962年重印《世說新語序》載明‘南朝宋劉義慶撰’，老本子《辭海》亦如此說，請查核。

由此可見，毛澤東讀郭沫若的文章是相當認真的。他甚至為了核對一字之差，查閱了三種古籍和工具書。

次日，《光明日報》刊登出郭沫若的《〈駁論〉的商討》，一場長達六七個月的“關於《蘭亭序》真偽問題”的學術討論，就這樣逐漸展開了。

許多專家學者在《光明日報》和《文物》雜誌上發表文章。短短半年時間，全國各報刊上發表了爭鳴文章有幾十篇之多。支援郭文觀點的有張德鈞、啟功、龍潛、趙萬里、於碩（於立群）、史樹青等人；支援高二適觀點的，有唐風、嚴北溟、商承祚等人。贊成和不贊成郭論的，都暢所欲言。

這場學術討論（亦可謂“學術爭論”）自始至終都貫穿了“百家爭鳴”的精神。

即便是毛澤東親自過問甚至可以說是介入了這次討論，也都是讓大家暢所欲言，一點也沒有打棍子，扣帽子，更沒有誰以勢壓人。

儘管關於《蘭亭序》的真偽問題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學術問題，一時不可能作出結論，也無須由誰作出結論，但這次討論，大家把問題擺出來進行討論，無論對問題本身或者對推動學術界對其他問題進行討論，都是有益的。

1972年，郭沫若在《新疆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一文中，還回顧了這次討論。他再一次重申了自己的看法，說：“《蘭亭序》帖雖偽，並不貶低它的價值，只是它不是王右軍所書而已。不僅字跡不是王右軍所書，序文的後半段也不是王右軍所作；這樣說也不貶低王右軍的價值。一定要堅持《蘭亭序》的後半段絕非偽作，那倒是有損於王右軍的。”

1973年，文物出版社將這次討論的文章分上、下編彙編出版。上編是郭沫若以及和郭沫若持相同觀點的文章，下編為高二適以及和高二適一樣觀點的文章。書名為《蘭亭論辯》。編者在“出版說明”中指出：這次辯論“對於我國書體史、書法史以及文字發展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意義；特別是在鑑定書法問題上，乃至在對待歷史文化遺產的廣袤領域中，如何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將會有所啟發。”應當說，這場由郭沫若發起，並得到毛澤東的推動而順利展開的辯論，總體上開展是好的，只不過最後的《蘭亭論辯》提到“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問題的高度，有點畫蛇添足，引起不同意郭沫若意見的另一方不滿，高二適看到後，就拍著《蘭亭論辯》這本書，有些憤憤然地說：“看來，我是唯心主義了？！”

●三、關於《李白與杜甫》

郭沫若的學術論著《李白與杜甫》，是在“文化大革命”這樣極不正常的年代中寫成的。此書的寫作，嚴格地說，和毛澤東並無直接關係，本來我們在這裡可以不用費辭。不過，因為該書無論在成書時及出版後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曾引起過較大反響；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