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郭沫若 作者:[中]張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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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代表團團長。當時，各國作家都不知道中國究竟是怎麼回事。人們惶惶然，到處亂糟糟，中國要搞“文化大革命”。何謂“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要“革”資產階級的命？還是乾脆要“革”一切文化的命？郭沫若這樣的中國大作家要燒自己的書，還開什麼“作家會議”？……一連串的問題在到會的亞非作家們頭腦中盤旋。

其實，何嘗是這些外國作家，國內的作家以至所有文化人頭腦裡誰沒有這樣一連串問題？

郭沫若感到有必要把問題說清楚，替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作一些解釋。

他以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在會上向與會的各國作家闡述了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意義、方針政策。同時對自己說過“燒書”的意思作了說明。他說：“……我說用今天的標準看來，我以前所寫東西沒有什麼價值，嚴格地說應該燒掉。我這番話傳播出去，出乎意外地驚動了全世界。有不少真誠的朋友對我表示了深切的關懷，我向他們致以謝意。但在資本主義國家和現代修正主義國家的報紙和刊物上，卻捲起了一陣相當規模的反華浪潮。它們有意歪曲我的發言，藉以反對我國的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評家，說我是被迫檢討，要燒自己的書，比兩千多年前焚書坑儒的秦始皇還要殘暴和傲慢”，“我檢討了我自己，……這是我的責任感的昇華，完全是出自我內心深處的聲音。”“作為對人民負責的革命作家要不斷地進行自我改造，不斷進行嚴格的自我批評，在我們這裡是極其正常的事……”

我們現在也很難體認郭沫若說這番話時的真實心情。國外當然有“反華勢力”，“反動派”要“反華”，都不值得奇怪。但是，當時國際上很多人包括一些親華的朋友對中國搞“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別是對郭沫若說的要“燒書”，簡直感到驚訝。歷史上只有兩次著名的“燒書”，一次是中國古代的秦始皇，另一次則是現代德國的希特勒。這都是與人類的文明和進步為敵，是極野蠻極殘暴的行為。難道今天的中國還要重演這一幕歷史嗎？郭沫若當時對“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成什麼樣子，究竟會搞成什麼樣子，自己心裡也是沒有底的。但是，他不能不站出來說話，替共產黨和毛澤東做一番解釋。對此，儘管這些話，不免帶有飾非的成分，而且也不能完全自圓其說，不過可以說，郭沫若在主觀上是想為“文化大革命”做出正面解釋的。

以郭沫若當時的身份和地位，連毛澤東都要借重他，江青就更對郭沫若寄予不小希望。

當時，由於江青的“向文藝黑線專政”，舞臺上只有八個“樣板戲”，群眾很有意見。江青就想在文藝界找一些有名望的人來幫她。老奸巨滑的康生就給江青出主意說：“現在能拿得出手的只有郭沫若了。”江青聽了康生的意見，就想聘請郭沫若擔任“樣板戲”的顧問，請他幫助修改“樣板戲”。

為了收買郭沫若，江青決定請郭沫若搬到釣魚臺去住。江青的意思，這實在是最高的禮遇了。她計劃把郭沫若的住處安排在康生和江青住房之間的一棟，甚至還親自領郭沫若、於立群夫婦去釣魚臺看房子。江青還親自為郭沫若拍彩色照片。

要知道當時拍彩色照片可新鮮，不是一般“消費水平”的人所能享受到的。又有一次，在京西賓館師以上幹部看“樣板戲”，江青還熱情地親自攙扶郭沫若入座，一時引起議論紛紛。江青何許人也？在當時，她真是權重一時，炙手可熱。她居然如此對待郭沫若，別人對郭沫若能不更加刮目相看嗎？

然而，郭沫若還是有些“迂”，有些不識抬舉。經過再三考慮，他終於沒有領這位第一夫人、中央文革小組領導人的情，既沒有當顧問、改劇本，也沒有搬房子。這樣，後果就可想而知了。

在江青看來，郭沫若這“老頭兒”既然“敬酒不吃吃罰酒”，那就該對他“修理修理”了。

1967年5月25日，江青以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週年為由，在《人民日報》上以《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為題，發表毛澤東1944年1月9日寫給楊紹萱、齊燕銘的信。信中原有的“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種工作”兩句話，被有意刪去。這刪節是否經過毛的同意，郭沫若不得而知，又不好打聽。但他心裡十分清楚這一刪削的份量。這顯然是一種態度，一個訊號。這可以理解是在暗示公眾：

郭沫若“有問題”，儘可大膽衝擊。聯想到北京大學已經開闢了一個專門批判郭沫若的專欄，專欄裡貼滿了“打倒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