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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場針對高度集中、官僚主義盛行、意識形態僵化,且成功紮根已有70年曆史的那個體制的根本性改造。這樣巨大的綜合工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不進行政治制度的改革,經濟方面的革新措施就很難產生應有的效益;然而徹底的經濟改革和逐步的政治改革,又只有在強大的、有權威的政權的可靠支援下才有可能獲取成功。手裡如果沒有權力這個槓桿、沒有克服改革阻力的實力,任何實質性改革都將無從談起。
改革並不是暴力革命,而是一個和平的改良過程,它可以免除因激變而造成的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從而可減輕人民的災禍和苦難。孰能安以動之徐生?這就需要其操作者具有高超的戰略戰術技巧,以便在改革的時段上掌握一個比較合理的程序。
然而,蘇聯在創記錄的短時間內就進行了自由選舉,建立了議會,實行了多黨制,成立了反對派。特別是堅持了公開性,它使改革獲得廣泛的社會基礎和動力,其意義是難以估量的。然而其極端的公開性潮流卻又逐漸變成了脫韁的野馬,導致了輿論工具的完全失控。報紙、雜誌以及各種大眾傳媒成了不同社會趨向和政治流派的代言人。歪曲和誇大事實的渲染以及無原則的爭吵在向社會散播著仇恨、敵對和刻毒的情緒,浮躁、淺薄、聳人聽聞、譁眾取寵的評論不斷助長著各種成見和偏執。社會上透過演說和由媒體煽起的狂熱日益強烈,焦急情緒和浮躁激進思想變得咄咄逼人,以致後來把鬥爭引向了街頭,組織遊行示威、召開群眾大會、大喊大叫號召鬥爭、發動罷工、進行絕食,使政治運動失去了常態。社會紀律性急劇鬆弛下來,各種勢力違規、違法操作,自行其是,使政權陷入了癱瘓。失卻了平穩地進行體制轉軌的機會。
在這種浮躁狂熱和混亂無序的運動中,各色譁眾取寵的極端主義者和矯飾作秀的偷機分子得以大行其道,無所不用其極地故作姿態大肆撈取輿論資本,人們出於對舊極端的深切憤恨,也就紛紛將青眼投向了他們,使他們成為了風雲人物而地位扶搖直上,孰不知他們這種極端主義和偷機思想的本質所帶來的今後必然行為,也必將會給人們帶來新的煩惱。
社會在一般情況下,能夠進行冷靜、理智思維的人民總會佔多數。但是,這種大多數人的民意只有在人心不是被輿論嚴重誤導的前提下、只有在健全的有序的能夠真正體現民主的法制平臺上才能得到真實的顯現。如果社會不能提供這一平臺,或者派別勢力脫離這平臺去違規操作,那麼真正的民意將會被歪曲,那時所顯示的,只是極端意識群體依仗浮誇的喧囂行為張揚出的暴民主義。
社會體制僵化後,怎麼樣才能使其安以動之徐生?它應該就是老子所謂的“萬物負陰抱陽,衝氣以為和”的和諧之道,有人對這一現象作過中肯的描述:〃最困難的莫過於給社會改革劃一條相對和諧的中間路線了:中間路線要求具有最大的自制力、最堅定的勇氣、最清醒的忍耐力和最準確的知識。〃這種和諧之道並不是幾何學上兩點之間的某個中點,也不是要採取某種中間的立場,更不是不惜任何代價的無原則的一團和氣,而是與社會客觀存在的各種利益、主義、思想取得相對和諧的一種作法,是與大多數人民都能夠接受為目標的和諧一致。
蘇聯解體留給人們的最大教訓就是:處理事物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好分寸。它所發生的一系列富有戲劇性的事件,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幾乎所有的挫折、錯誤和損失恰恰都和偏離了合理的分寸相聯絡。有時候是在施行尚未成熟的步驟時過分急躁;而有時候是應該施行的舉措時機已成熟時,卻又猶豫不決、慢條斯理,以致於造成遲緩延誤。古希臘人哲學家柏拉圖曾在自己學院殿堂上寫有一句箴言:最佳的行動方案重要的是不要陷入極端。這些道理,其實都包含在了老子的教訓裡:“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漫談】社會中的事物鏈就象是自然中的生物鏈,各種事物都相互依存、互有影響。社會事物的進化也同生物進化一樣,會不斷有新的最佳化事物出現,以更適應其不斷變化的社會。但這種最佳化的新事物,並不是才子或某偉大人物主觀一廂意願的主義,不是靠一紙似乎是美妙絕倫的設計藍圖加上高漲的熱情和頑強的意志就可實現的東西,它只能是在社會現實中自然而然地應運而生,並在與社會方方面面不斷磨合中逐漸改進和完善的產物。
這種最佳化事物,並沒有常人觀念意識中所謂的好與壞、先進與落後之分,它的成長曆程,就如同基因的被選擇,不是因為它在孤立狀態下的〃好〃,而是由於其與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