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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元年三月，京師。
經過一個月的準備，劉君韜將自己對大明官制的整改系統的整理出來，編寫成了一個奏摺，上奏給了成化帝。
在這份奏摺中，劉君韜提議對大明官吏制度進行全面的整改：
具體建議削減御史十三臺衙門的權柄，規定大明御史言官只有監督權，可以蒐集百官違反大明律的證據，也可以繼續風聞言事，但無權彈劾百官。御史言官只能將蒐集到的證據遞交北鎮撫司進行稽查，查實之後由三法司會審定罪。
北鎮撫司也成為大明最高階別的審判機構，專門對大明百官進行審訊、緝拿、關押。
而且，劉君韜為了防止御史言官誣告，繼續像以前那樣利用監察權威脅百官，還特意規定：如果證實是誣告，那提出檢舉的御史言官將受到處罰，以其檢舉的罪名進行定罪！
同時，劉君韜還提議在各地州縣衙門專門增加律法官，負責審理各類案件，朝廷也要設立對應的律法大員，充實到北鎮撫司之中，負責對民事案件進行匯總、審理和監管。
如此，劉君韜便將大明基層的司法權從地方官手中剝離出來，形成了單獨的一套體系，大大削減了文官手中的權柄。
要知道，以往民間所說的父母官，便是集中了司法權、稅收權、治理權等幾方面大權的官吏，權力很大！
這還只是其一，劉君韜在奏議之中還提出，要在各地州縣設立稅務官，分地方稅務官和京畿稅務官，也就是是後世的國稅、地稅之別！
劉君韜借鑑了後世國稅、地稅的經驗，提出將大明的人頭稅作為地稅，所收的稅賦作為地方上的用度，不再上交朝廷，直接在地方週轉，不過要嚴格核查賬目，以防止地方官中飽私囊。
而佔據賦稅大頭的農業稅，以及這些年在山東、山西新興的商稅、關稅，則是作為國稅，全部上交國庫！
雖然在別的省份，還都沒有商稅一說，就連關稅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根本不能和農業稅相提並論，但是在山東和山西這種局面已經完全改變了！
山東和山西因為商部的大發展，兩省的商賈、士紳、豪商全都大興產業，各種工坊、店鋪、商隊如同雨後春筍一般興盛起來，兩省的百姓更是受益頗多。
這就導致山東、山西的商稅、關稅大增，根據劉君韜獲得的資料，山東的商稅已經是農業稅的三倍之多，關稅也是將近兩倍的數額！
山西雖然稍微差一點，但是商稅也是農業稅的兩倍有餘，關稅已經和農業稅旗鼓相當了！
如果將來大明各省都商貿大興，全部採用山東的模式，劉君韜可以預計，即便是將人頭稅去掉充實地方，大明國庫的年收入也將至少翻兩翻，而且還會隨著商業的興盛逐步增長！
所以，劉君韜在詳細規劃了大明新的稅制之後，又將扶持商業、大興商貿的條款列舉出來，建議在朝中戶部之下設立商貿司，專門負責將山東的商貿經驗推廣到全國去。
這還只是一部分，劉君韜還提出要對大明各地的官吏進行培訓，將山東、山西的學校模式推廣到全國去，所有經過科舉脫穎而出的學子，都必須在學校中學習兩年、並且順利畢業才能做官。
劉君韜認為，大明的官吏應該是事務官，是幹實事的，而不是隻會空談道德的道德家！
這些學子透過科舉是在修身養性、培養為國為民的精神和道德，而透過學校學業，則是在學習如何治理地方、如何勤政為民！
而且學校之中沒有參加過科舉的學生，也可以參加國家的統一考試，按照考試成績發放資質~證書，雖然不能當地方官，但可以按照能力不同分配到大明各地充任吏員，以便逐步替換已經開始變質的基層吏員，淨化大明的基層官員隊伍。
這就增加了書生為官的難度，同時也拓寬了那些無法透過科舉，但也有一腔報過意願之人的道路。
可以說，劉君韜的這份奏議從根本上已經動搖了文官的基礎，讓大明的文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懼。
一旦劉君韜的這份奏議獲准施行，大明文官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到時候，文官手中的權柄會大幅度削弱，彈劾權、司法權、稅務權全部喪失，就連晉升通道也會受到擠壓，科舉已經不是唯一進入朝堂的道路！
對於佔據天下九成之多的農人，劉君韜也有所規定，那就是天下土地收歸國有，一切土地不論是士紳、官吏、豪強的，都要收歸國家！
當然，朝廷會按照農田的生熟定價，花銀子購買，然後再統一分配給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