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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公元前476或480年—公元前390或420年），名翟，春秋末期戰國初期宋國人，一說魯陽人，一說滕國人。宋國貴族目夷的後裔，曾擔任宋國大夫。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墨家學派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墨子是墨家學說的創立者，提出了“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節葬”“節用”等觀點，以兼愛為核心，以節用、尚賢為支點，創立了以幾何學、物理學、光學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學理論。墨家在先秦時期影響很大，與儒家並稱“顯學”。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有“非儒即墨”之稱。 墨子死後，墨家分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三個學派。墨子弟子根據墨子生平事蹟的史料，收集其語錄，編成了《墨子》一書。 墨子在宋昭公時曾做過宋國大夫。但以後地位下降，接近勞動者。墨子的行跡很廣，東到齊，北到鄭、衛，並打算到越國，但終未成行。 墨子曾阻止魯陽文君攻打鄭國，說服魯班而止楚攻宋。墨子多次訪問楚國，獻書給楚惠王。楚惠王打算以書社封墨子，但墨子最終沒有接受。後來他又拒絕了楚王賜給他的封地，離開了楚國。越王邀請墨子做官，並許給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聽我的勸告，按我講的道理辦事”作為前往條件，而不計較封地與爵祿，目的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和思想主張，遭到越王拒絕。墨子晚年來到齊國，企圖勸止項子牛討伐魯國，但沒有成功。 在墨子晚年，儒墨齊名。墨子死後，墨家弟子仍“充滿天下”、“不可勝數”，故戰國時期雖有諸子百家，但“儒墨顯學”則是百家之首。墨子死後，墨家分裂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三個學派。 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等主張。他認為，要根據不同國家的不同情況，有針對性地選擇十大主張中最適合的方案。如“國家昏亂”，就選用“尚賢”“尚同”；國家貧弱，就選用“節用”“節葬”；等等。“兼以易別”是他的社會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體行動綱領。他認為只要大家“兼相愛，交相利”，社會上就沒有強凌弱、貴傲賤、智詐愚和各國之間互相攻伐的現象了。 他對統治者發動戰爭帶來的禍害以及平常禮俗上的奢侈淫樂，都進行了尖銳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則上，墨子主張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主張“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他還主張從天子、諸侯國君到各級正長，都要“選擇天下之賢可者”來充當；而人民與天子國君，則都要服從天志。 墨子的“非命”“兼愛”之論，和儒家“天命”“愛有等差”相對立，認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要求“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其中不少具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所謂兼愛，包含平等與博愛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礎上相互友愛，愛別人就像愛自己，並認為社會上出現強執弱、富侮貧、貴傲賤的現象，是因天下人不相愛所致。他反對戰爭，要求和平。 宣揚天志鬼神是墨子思想的一大特點。墨子認為天之有志——兼愛天下之百姓。因“人不分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天之愛民之厚”，君主若違天意就要受天之罰，反之，則會得天之賞。墨子不僅堅信鬼神其有,而且尤其認為它們對於人間君主或貴族會賞善罰惡。墨子宗教哲學中的天賦人權與制約君主的思想，是墨子哲學中的一大亮點。 尚同是要求百姓與天子皆上同於天志，上下一心，實行義政。尚賢則包括選舉賢者為官吏，選舉賢者為天子國君。墨子認為，國君必須選舉國中賢者，而百姓理應在公共行政上對國君有所服從。墨子要求上面瞭解下情，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賞善罰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賢使能，即任用賢者而廢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賢看得很重，以為是政事之本。他特別反對君主用骨肉之親，對於賢者則不拘出身，提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的主張。 節用是墨家非常強調的一種觀點，他們抨擊君主、貴族的奢侈浪費，尤其反對儒家看重的久喪厚葬之俗，認為久喪厚葬無益於社會。認為君主、貴族都應像古代三代聖王一樣，過著清廉儉樸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這方面也能身體力行。 墨子極其反對音樂，甚至有一次出行時，聽說車是在向朝歌方向走，立馬掉頭。他認為音樂雖然動聽，但是會影響農民耕種，婦女紡織，大臣處理政務，上不合聖王行事的原則，下不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對音樂。墨子一方面肯定天有意志，能賞善罰惡，藉助外在的人格神服務於他的“兼愛”，另一方面又否定儒家提倡的天命，主張“非命”。人為人得壽夭，貧富和天下的安危，治亂都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