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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渡江是在東漢末年的襄樊之戰末期，東吳呂蒙襲擊荊州的一場軍事行動。因為在渡江過程中，呂蒙讓部下都扮作成商人的樣子，所以這次戰役被叫作“白衣渡江”。 當時關羽正率軍北伐，不在荊州。呂蒙成功渡江後，南郡守將傅士仁、糜芳先後投降。呂蒙進駐南郡，安撫關羽手下計程車卒家屬，並與陸遜配合，切斷關羽歸路，並將其擒獲。 此戰東吳成功佔領了荊州的南郡、武陵、零陵三郡，孫權和劉備之間的聯盟關係也因此被打破，並引發了之後的夷陵之戰。 219年（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被關羽打得喘不過氣來，一面盡全力阻擋關羽，一面派人“許割江南以封權”求和，當時曹孫劉均未稱帝，封孫權是以漢的名義。這在當時大環境下名義上沒有問題，因此孫權受降論不成立。”，遊說孫權起兵襲擊關羽的後方來減輕曹軍的壓力。 東吳集團中的有識之士，一直都有關於全佔荊州的主張。甘寧：“南荊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魯肅：“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 之前因為“聯劉抗曹”的重要性大於了荊州的重要性，江東以魯肅為代表的聯盟派一直沒有攻打荊州的動靜，而此時關羽攻打襄陽、樊城，進展頗為順利，若置之不顧，劉備實力大增，足以和曹操抗衡，而東吳淪為最弱勢的一方。關羽的威脅更大，他佔據著長江的中上游，順江而下來吞併吳國是十分容易的事。“聯劉抗曹”的重要性已經小於了荊州的重要性 “關羽大意失荊州”已成俗語，大多數人認為關羽對吳軍西進的判斷是魯莽的，是因為相信了呂蒙的“詐病”以及對陸遜的輕視而產生的錯誤判斷。 但事實上關羽選擇北伐的確是很好的時機。首先，白衣渡江並不是孫劉第一次交鋒。在孫權軍的意識裡，荊州是劉備趁孫軍主力牽制曹仁的時候竊取的。在赤壁之戰中，孫家出力最大，而劉備獲利最大。戰後在劉備和孫權的交涉中，也有明確得益州，還荊州的承諾。所以早在215年，呂蒙就曾經發動荊州討返戰。 這一戰迅如閃電，魯肅以一萬人駐守益陽牽制了關羽主力的救援，呂蒙的兩萬兵馬輕取長沙，桂陽，圍零陵。最後又以攻心術誘降守將郝普。其實劉備親率的援軍也已在路上，孫權已將南三郡攬入囊中。 此後孫劉和談，關羽與魯肅各持單刀赴會。因劉備有“借約”在先，孫家訴求無可指責。會議結果雙方以湘江為界，各領三郡瓜分荊州告終，孫權歸還了已奪取的夷陵郡。 這次會議的結果，是關羽放鬆警惕的原因之一。因為和談剛剛進行，孫家應該在心理上獲得了比較滿意的結果，短期內應該不至於有太大的動作。 其次，在217年，曹軍與孫家軍爆發了一次大規模會戰——“濡須會戰”。此戰自孫權親征圍合肥始，張遼又奮威逍遙津，幾乎殺吳主。又被曹軍反撲，呂蒙拒濡須塢相抗，再曹退軍。前後一年多時間，雙方各投入數萬兵力，均有重大損失。曹軍東線因此失去援助襄陽的力量，才有其後漢水淹七軍，幾欲亡國的哀聲。而孫權同樣元氣大傷，在保留長江沿線佈防的情況下，是沒有機動力量可以用來強奪荊州的。 218年，是漢之將末，政壇最為動盪的一年。先有耿紀，吉本（《三國演義》吉平原型）反曹。又有烏桓，鮮卑之亂。再到宛城侯音叛亂，直接觸動襄陽後方。 219年，劉備稱漢中王，舉國士氣高漲。關羽在各方如此形勢之下，選擇北伐原本無可厚非。 導火索 在《三國志·吳書·呂蒙傳》中是這樣記載白衣渡江起因的“羽盡擒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關羽水淹七軍後，確實需要糧餉，就取了湘關的米。而孫權立即就發動了戰爭。 原因 從209年（建安十四年，赤壁大戰的後一年）到219年（建安二十四年），孫權與曹操在這十年之中所打的仗，比劉備對曹操所打的仗更多。事實上就在219年孫權還在進攻曹魏的合肥。孫權之所以不停地和曹操交鋒，是為了自己的地盤與性命，若不是這樣，被曹操吞併，或者被劉備吞併，二選一的答案而已。 外交意義 劉備作為江東的盟友，在江東外患嚴重的情況下，做了一連串不僅足夠激怒孫權，而且也令孫權失去安全感的事： 1.在赤壁大戰以後，劉備以閃電般的速度攻取了武陵郡、長沙郡、零陵郡和桂陽郡，一舉把荊州南部收為己有。 2.和孫權的妹妹相處得很不和諧。 3.孫權建議共同進兵取益都，而劉備大義凜然、義正詞嚴地加以拒絕。後來，劉備竟然自己單獨行動奪了劉璋的地盤。 4.劉備又進軍漢中，做了漢中王，卻沒在事前和孫權這位盟友有所商談。小主，這個章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