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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錮之禍指中國古代東漢漢桓帝、漢靈帝時，士大夫、貴族等對宦官亂政的現象不滿，與宦官發生黨爭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黨人”罪名禁錮士人終身而得名。前後共發生過兩次。兩次黨錮之禍都以反宦官集團的失敗而結束，反宦官計程車大夫集團受到了嚴重的打擊，黨人被殘酷鎮壓。當時的言論以及日後的史學家多同情士大夫一黨，並認為黨錮之禍傷漢朝根本，為黃巾之亂和東漢的最終滅亡埋下伏筆。 東漢桓帝、漢靈帝時，當權者分為宦官、外戚兩派，交替專權。宦官黨有侯覽、曹節、王甫等，他們任用私人，敗壞朝政，為禍鄉里，如侯覽曾奪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頃；其兄謀財構陷無辜，聚斂上億的財富。相對而言，外戚一黨的竇武等人卻比較清正，因此貴族李膺、太學生郭泰、賈彪等人與外戚一黨聯合，對宦官集團進行激烈的抨擊。這些人通常被稱作士人，也就是後來所說計程車大夫。他們品德高尚，時稱君子，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外號： 三君指竇武、劉淑、陳蕃三人，為“一世之所宗”，即值得世上人學習的榜樣； 八俊指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八人，為“人之英”，即人中英傑； 八顧指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範滂、尹勳、蔡衍、羊陟八人，為“能以德行引人者”，即道德可以為他人榜樣的。 八及指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人，為“能導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導其他人學習三君等榜樣的。 八廚指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為“能以財救人者”，即不惜家財，救助有難者的。 當時人以這些人為君子，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畏懼被他們指責貶損，皆登門拜訪他們。 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宦官趙津、侯覽等黨羽與張泛、徐宣等人為非作歹，並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脫懲罰，而官員成瑨、翟超、劉質、黃浮等不畏權貴，在大赦以後仍然按律處置了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進言，桓帝聽信一面之詞，重處了這些官員。 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陳蕃、司空劉茂一同向桓帝進諫。桓帝不悅。劉茂不敢多說。陳蕃獨自上書，以漢初申屠嘉召責鄧通，董宣追劾湖陽公主的例子，為受罰的官員們辯解，並要求桓帝“割塞近習與政之源”，清除宦官亂政的不正之風。桓帝不理他，而宦官等人更加嫉恨士大夫們，雖不敢加害名臣陳蕃，但對其他人則大加報復。 朝中大臣、地方官員以及民間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邊，紛紛指責宦官亂政，為非作歹，排斥忠良。結果卻被紛紛免官，成瑨劉質等最終在獄中被害，岑晊、張牧等人逃亡得免。 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後處死了蓄意在赦前殺人的張成之子。張成為宦官黨羽，宦官一黨遂讓張成弟子牢修上書，誣陷李膺等人“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士人、宦官間的矛盾在此爆發。 桓帝大怒，詔告天下，逮捕並審理黨人。太僕卿杜密、御史中丞陳翔等重臣及陳寔、範滂等士人皆被通緝。太尉陳蕃認為“罪名不章”，拒絕平署詔書。桓帝見詔書無法生效，乾脆跳過司法程式，直接讓宦官負責的北寺獄審理此案。李膺、陳寔、範滂等人慨然赴獄，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辭。 當時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間所認同的“賢人”。度遼將軍皇甫規以沒有名列“黨人”而被捕為恥，上書“臣宜坐之”，要求桓帝連自己一塊兒治罪。桓帝沒有理他。 陳蕃再度上書，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勸諫，言辭激切，桓帝嫌他多嘴，以陳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太尉一職，改以光祿勳周景為太尉。並罷免了司空劉茂，改以光祿勳宣酆為司空。 同年十二月，桓帝竇皇后的父親槐裡侯竇武為城門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士人，於次年（即公元167年）上書求情。同時，負責審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為黨人的言辭所感動，取消了對他們的酷刑。 李膺等人在獄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牽連到自己身上，向桓帝進言，說天時到了大赦天下的時候了。於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黨人等獲得釋放，但放歸田裡，終身罷黜，史稱“第一次黨錮之禍”。 第二次黨錮 公元168年（建寧元年）漢靈帝即位，竇皇后被尊為皇太后。竇武因身為皇太后父親而被任命為大將軍，陳蕃再度被任命為太尉，兩人與司徒胡廣一起掌握朝政。名士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人得以重新被起用，民間大多認為，賢人在朝，太平盛世快要來了。 宦官首領曹節、王甫等人則在竇太后面前諂媚侍奉，竇太后多次在他們慫恿下亂下命令。這章沒有結束，請點選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