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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即以思維的形式、規律和名實關係為研究物件的哲學派別，由於注重“名”與“實”之間的關聯，故而在後世稱為名家，但在早期時，名家卻被當世稱為辯者。
名家的思想，源自禮官，當時世人對於“名”非常看重，孔子亦曾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名家的代表，當前較為著名有鄧析與惠子。
鄧析亦是鄭國大夫，與當時的國相子產都支援“刑文公開”，同時，他還主張不法先王、不是禮儀，即表示先王制定的法令並非不能更改的聖物。
是故，當國相子產使鄭國出現改革時，鄧析亦是其中的參與人物。【ps：前文作者記錯了，子產鑄刑鼎改革的是在鄭簡公、鄭定公時期，而不是鄭莊公時期，兩者相差一百多年，現已修改。】
但在制定新法的過程中，鄧析與子產出現了分歧。
國相子產推行改革的時期，鄭國由於經歷了一系列公室奪位的內『亂』，國力已大不如前，更要命的是，此時國家的政權，已被合稱七穆的七家卿室家族所把持。
之所以稱七穆，是指這七家卿室都是鄭穆公的子孫，即公室的分支，而鄭國國君的權力，此時已被大大壓縮。
七穆中最強盛的，即鄭穆公的公子子罕的後人罕氏，以及同為鄭穆公之子的子駟的後人駟氏，而子產的父親，則同樣鄭穆公的兒子公子國，屬國氏一支。
後來，七穆中其他幾支家族遭到排擠而衰弱，在國家政壇上就只剩下罕氏與駟氏，由於子產在此前七穆中駟氏與良氏的爭奪與廝殺中保持中立，因此他得到了罕氏一族罕虎的信任，成為了鄭國的國相。
在這種情況下，子產施行改革，由於他自身是公卿一勢的代表，因此他所主張的，自然是維護公室利益，限制貴族（非公室家族）的特權。
而鄧析因為是非公室家族的貴族出身，代表的是貴族即士大夫、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因此他主張維護貴族，通俗地說即不效法先王、不肯定禮義，也不接受當時國君的命令。
這樣的主張，自然無法得到鄭公與七穆的支援。
於是鄧析便聚眾講學，向國民傳授刑法知識與訴訟的方法，並幫人訴訟【ps：最早的訟師，即後世熟知的律師。】
關於鄧析幫人訴訟，還有一個典故。
曾經洧河發大水，鄭國有一個富人被大水沖走淹死了。後來有人打撈起富人的屍體，富人的家人得知後，就去贖買屍體，但對方要價很高。
於是，富人的家屬就來找鄧析，請他出主意。
鄧析對富人家屬說：你安心回家去吧，那些人只能將屍體賣你的，別人是不會買的。
於是富人家屬就不再去找得屍者買屍體了。
得屍體的人著急了，也來請鄧析出主意。
鄧析又對他說：你放心，富人家屬除了向你買，再無別處可以買回屍體了。
這則典故，形象地表述了鄧析的一個重要思想“兩可說”。
在正統觀點看來，這是一種“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的詭辯論，簡單地說，就是模稜兩可、混淆是非的理論。
但就買屍這則典故來將，鄧析他對“得屍者”與“贖屍者”所講述的話，實際上都是正確的，作為中立者，他沒有立場，也沒有理由為其中任何一方說話。
所以說，兩可說並非詭辯，其實是一種樸素的辯證觀念。
而除了幫人訴訟外，鄧析亦自己編了一部刑書，載於竹簡上，後人稱為竹刑。
後來，執政鄭國的權臣鄭駟即駟氏子弟，他叫人殺掉鄧析，但卻取用了鄧析所著這部竹刑作為鄭國的新法。
再說惠子。
惠子，即莊子的摯友惠施，與鄧析不同的是，惠施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已成為了魏國的國相，是合縱抗秦最主要的組織者與支持者。
他最大的成就，即讓魏國與齊國“互尊為王”，結成聯盟，然後又將另外一個強國楚國亦拉到這個聯盟中，結成齊楚魏三國聯盟，共同對抗秦國。
而私底下呢，惠子又讓魏惠王暗中派遣賄賂公孫衍即後來繼惠子之後，合縱抗秦的第二代領袖人物。
公孫衍亦是魏人，在秦惠君五年時，被秦國任命為大良造，且積極謀劃攻打魏國。
秦惠君，即是殺掉商鞅的秦君。【ps：秦惠文君，即秦惠文王嬴駟，當時秦國他還未稱王，是故稱秦君。】
在收到魏國的賄賂後，公孫衍便勸秦王改變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