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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這是嘉波莉所為？”
我可不想說得這麼死。我就說：
“他是給謀害的。謀害他的就是……你記得嗎，我兩星期前不是還跟你說過，那套禍祟什麼的渾話還沒有徹底弄清楚呢，要徹底弄清楚，就非得把禮拜堂裡的那個案子一查到底，搞個水落石出不可。”
“對，我哪能不記得呢，”他這句話倒也不完全是譏諷的意思。“你提出的看法，認為她父母的死跟她在霍爾東教會里遇到的禍事，其間是有聯絡的；不過據我記得，你也說不出這個聯絡到底是怎麼回事。你的看法正因為有這麼個缺陷，所以總讓人覺得有點——比方說吧——有點像是放空炮，你說是不是呢？”
“是嗎？她的父親，後母，醫生，還有丈夫，在兩個月不到跳時間裡一個個都丟了性命，她的保姆又因謀殺罪給關了起來，她最親近的人都一網打盡了。這還不像是有計劃、有安排的嗎？再說，”——說到這裡我對他冷冷一笑——“你能肯定這出戏就不會再演下去了嗎？假如再演下去的話，她最親近的人下一個不就要輪到你了嗎？”
“豈有此理！”這一下他可大為火冒了。“她父母是怎麼死的我們都很清楚，里斯醫生是怎麼死的我們也弄清楚了，兩者之間並沒有什麼關係，這也是清楚的。我們知道，謀殺里斯醫生一案的有關人犯如今都死的死了，關的關了，這個案是翻不了的。明明知道這幾件命案彼此之間沒有一點關係，卻愣是要說有關係，那不是豈有此理嗎！”
“你說都很清楚，其實一點也不清楚，”我也毫不鬆口。“清楚的只有一點，就是我們還沒有把這幾件案子彼此之間的聯絡查清。出了這一連串的事，請問可有誰得到了好處呢——或者可以由此而得到好處呢？”
“據我所知，這樣的人一個也沒有。”
“假如她死了呢？遺產都歸誰呢？”
“我不知道。在英國或者法國，大概總還有些遠親吧。”
“你倒看看，這些又能解決什麼問題！”我嗓門也大了起來。“虧得還沒有人來謀害她呢，給幹掉的都只是她的親友。”
那律師陰著臉兒提醒我說，別忘了我們連她的人影兒都還沒有找到呢，說沒有人來謀害她未免言之過早——誰保得定她不是已經讓人給謀害了呢。他這話說得在理，我沒法跟他爭了。那克萊斯勒車撞上了桉樹就再也開不動了，她此後的行蹤至今還沒有一點線索可尋呢。
我在他臨走之前還是給了他一番忠告：
“不管你的看法如何，總之你犯不上去作無謂的冒險：記住，我說的有計劃、有安排，不是不可能的，說不定下一個就要輪到你了。小心點兒，是不會有壞處的。”
他連謝也沒謝我。相反倒是很不客氣地奚落了我一句，說我大概認為他還應該僱個私家偵探來給他當保鏢吧。
麥迪遜·安德魯斯出了一個賞格：凡能提供線索，而使姑娘的下落得以查實者，酬謝千元。休伯特·科林森也添上了一千，並且加了一條：如能抓到殺害他兒子的兇手並予以定罪，再加賞兩千五百。這一來縣裡的居民十個裡頭倒有五個都成了偵探。到哪兒都可以看到有人在東轉西轉，甚至有在地上爬來爬去的，田野、小路、山岡、河谷，處處有人在鑽頭覓縫尋找線索。你到樹林子裡去一看，說不定這種“業餘包打聽”真要比樹木還多哩。
嘉波莉的照片不但廣泛散發，而且到處都上了報。從聖迭哥一直到溫哥華，各地的報紙無不以特大的版面報道了我們的案子，大哄大炒，報館的印刷車間裡只恨彩色油墨品種太少，統統用上了還嫌這氣氛製造得不夠。舊金山和洛杉磯兩地的大陸偵探事務所探員，只要是能從其它案子裡抽得出來的，統統到凱薩達的各個外出口子來把關了，又是查，又是問，結果卻還是一無所獲。電臺也來添了一把火。各地的警察機關，我們偵探事務所的各地分所，全都動員起來了。
這樣鬧鬧吵吵一直吵到星期一，還是壓根兒沒有查出一點眉目。
星期一下午，我回到舊金山，把我的困難一五一十都給“老頭子”說了。他很有禮貌地聽了，就像在聽一個與他個人無關的相當有趣的故事似的。他照例不置可否地微微一笑，也沒有給我提供什麼幫助，只是對我談了一下他的看法，話是講得很動聽的，說是功到自然成，我這些困難總會一一解決的，到頭來總會有個滿意的結果的。
說完了他又告訴我，說是菲茨斯蒂芬打過電話來，有事要找我。‘“大概有什麼要緊事。要不是我告訴了他說你要來，本來他還打算到凱薩達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