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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美國。假如都在不使用保險套的情況下與感染者發生性關係，非洲人染上艾滋病病毒的機率是美國人的四或五倍之多。如此高的機率，部分原因是美國人的生殖器皰疹會得到治療，而非洲人往往沒有。在任何時候，都有11％的非洲人感染生殖器皰疹卻得不到治療，而這些皰疹讓病毒容易傳播。
公共衛生專家公認，最符合成本效益原則的艾滋病病毒治療法之一，是提供性傳染疾病的免費檢查和治療。歐斯特指出，如果把預防艾滋病的資源撥出一些來治療性傳染疾病，那麼，每年從艾滋病拯救回來的每一條性命的費用只需3。5美元左右。無論如何，對女性而言，有致命風險的因素往往不是淫亂而是婚姻。在非洲和亞洲，女性在結婚前通常是沒有感染危險的，結婚後就從丈夫身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在柬埔寨，一名曾經當過娼妓的27歲少婦跟我們訴說了她對抗艾滋病的過程。一開始我們以為她是在妓院感染病毒的。“噢，不是，”她說，“我是後來從丈夫身上感染的。在妓院裡，我一定用保險套，但是結婚後就沒用了。有丈夫的婦女比妓院裡的女孩危險還大。”這話是誇張了，但也凸顯了一個重要的現實情況：艾滋病經常是性別不平等的疾病。尤其在非洲南部，面對未採用保護措施的性行為，年輕女性往往沒有權利拒絕。舉例來說，少女經常成為中年男人的廉價裝飾，因此艾滋病病毒持續蔓延。如同前任聯合國艾滋病特使斯蒂芬·劉易斯（Stephen Lewis）所說：“性別不平等是大流行病的驅動力。”
有一項方案，在14歲少女塔邦所面臨的挑戰面前得到了試驗。塔邦住在南非東北部的瓜姆藍加村（Kwamhlanga），她身材修長，喜歡賣弄風情和濃妝豔抹，是個叛逆的青春期少女。她會給任何一項方案帶來挑戰。塔邦的父親是電工，長期與艾滋病抗爭，耗光了家裡的積蓄，最後還是死去了。塔邦的母親葛楚·多貝拉身上的艾滋病病毒也呈陽性，顯然是被丈夫傳染的，後來在分娩時又垂直感染了最小的孩子維特。葛楚是全家第一個上過高中和大學的人，他們此前也一直過著中產階級的生活。但很快，葛楚病得無法工作，全家只好靠著每月22。5美元的政府補助維生。在他們居住的簡陋小屋裡，氣氛令人絕望。
塔邦聰明有天分，就跟任何青少年一樣，也渴望玩樂、溫暖和愛情。她懼怕佈滿愁雲慘霧的小屋，不願回家，整天在鎮上閒晃。她留著時髦的髮型，穿著性感的衣服，總去找男孩消磨時間。她厭倦了母親的束縛，想要獨立，渴望長大。不幸的是，她還特別迷人，所到之處總能吸引男人的注目。在南非，成功的中年男人常找少女做情婦，許多少女視這種“甜心老爹”為通往優渥生活的階梯。
塔邦恐懼地站在她位於南非的小棚屋前。屋子裡，母親因患艾滋病而奄奄一息。
（拍攝：尼可拉斯）
一開始，塔邦開始與男人打情罵俏時，母親會罵她打她。塔邦是家裡唯一沒有艾滋病的人，而一想到她可能感染，葛楚就驚駭萬分。但是母親的打罵惹怒了塔邦，她原本就懷疑母親痛恨她，現在更證實了這一點，這也激得她想要離家出走。深受艾滋病折磨的母親身體虛弱又身無分文，塔邦似乎覺得相當丟臉，母女之爭也讓葛楚更加疲憊和憂鬱。葛楚講到自己和小兒子死期逼近時神態鎮靜，但是談到塔邦時則完全崩潰了。
“女兒離開了我，她想要自由，”葛楚嗚咽地說，“她性生活太多，成天在酒吧和租來的房間裡鬼混。”看到塔邦喜歡化妝、穿緊身衣服，母親備感恐懼，一想到艾滋病可能會在下一代身上重演，她就無法忍受。至於塔邦，她說或許她朋友跟男人上床是為了金錢或禮物，但她自己絕對不是。
“不管我母親怎麼說，我還是處女。”塔邦說，接著也哭了起來，“她從來不相信我，就只會對我大吼大罵。”
“你母親很愛你。”尼可跟她說，“她罵你，完全是因為她愛你，關心你的情況。”
“她一點也不愛我！”塔邦憤怒地回道，眼淚從臉頰滾落下來。她站在家外頭，離母親有15英尺遠。母親也在流淚。“要是她愛我，她就會好好說而不是動手，她就不會這麼說我壞話，她就不會不接納我的朋友。”
毫無疑問，當地學校應鼓勵像塔邦這樣的女孩禁慾守貞，而且那些教育方案也不應該就此打住，還要繼續向人們解釋保險套能夠大幅降低艾滋病病毒傳染的風險，同時應該示範如何正確使用保險套。政府應鼓勵男性割包皮，這能大幅降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風險，而且應推廣性病的免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