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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當時沒有這麼做。我們從中得到的教訓是：政府必須承受那種風險，以使全國團結一致參與戰爭，支援戰爭。但是我們沒有努力去團結全民，而是坐在橢圓形辦公室裡掩蓋真相，避免爭論。我們今天更明智了嗎？
從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我們在越南問題上還是一團糟。每隔幾天我們就收到馬克斯威爾·泰勒或威廉·威斯特摩蘭的電報，報告西貢的局勢進一步惡化或申述增派軍隊的理由。我們一次又一次開會。我花了許多時間在令人憋氣的會議室裡與參謀長們爭論威廉 ·威斯特摩蘭的計劃和要求。威廉·P·邦迪和他的同事們仍在探究外交渠道。總統幾乎每天都在與他的高階顧問們商討這種複雜而困難的局勢的各個方面。
六月十八日，喬治·鮑爾向總統呈上另一份極有說服力的備忘錄。就像他一九六四年十月的備忘錄一樣，這份備忘錄也未經過國務院或國防部的高階官員分析和討論。最初，它僅被送給了總統和迪安·臘斯克；除國務卿外，國務院的其他人都未得到副本，甚至威廉·P·邦迪也未得到。喬治·鮑爾請求總統把增援部隊限制在十萬人“以內”，這非常接近我六月十日提出的九萬五千的數字。在六月二十三日的一次會議上，喬治· 鮑爾建議將人數控制在十萬以內，如果我們因此被迫撤出南越，我們可退至泰國進行堅守。迪安·臘斯克和我堅決反對此議。我們懷疑南越垮掉後泰國是否能支援下去。我請求批准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調軍要求，同時加緊談判努力。
面對如此嚴重的意見分歧，總統讓喬治·鮑爾和我詳細闡述各自的觀點。他給了我們一週時間。
我們立即著手工作。在這期間，喬治·鮑爾的觀點有了重大變化。在此之前，他主張限制而不是拒絕增派軍隊；探索而不是敦促抽身而退。僅此而已。現在，喬治·鮑爾已不主張在南越堅持下去，而是認為，我們應該儘快與北越達成協議，“乘損失不大時趕緊撒手”。威廉·P·邦迪不接受這項建議，他著手準備第三份檔案，提出了“中間路線”：利用現有的大約八萬五千名美軍堅守陣線。
在草擬備忘錄時，我收到了威廉·威斯特摩蘭發來的另一份令人不安的電報。電報指出，一場曠日持久和耗費巨大的戰爭需要大量增加美軍數量，包括在一九六六年派遣比他原來的預計超出許多的軍隊。與參謀長聯席會議討論過該電報後，我於六月二十六日寫出備忘錄，其中吸收了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觀點。我把備忘錄分發給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喬治·鮑爾和威廉·P·邦迪，徵求他們的意見。
我的備忘錄的中心內容是，應該大大加強美國和南越的軍事力量，使之“足以讓越共相信他們贏不了，並因此改變戰爭的局面”。威廉·威斯特摩蘭估計，要達到這個目的，一九六五年需要十七萬五千美軍（一九六六年需要更多）。所以我提出了這個數目。我同時建議擴大對北越的軍事行動，擴大外交渠道以謀求與河內、北京和越共進行對話。備忘錄的末尾是對“成功的可能性的評估”，內容如下： 從軍事角度來看，這項計劃能否成功取決於增援行動能否在南越掀起一個高潮，而這一點又取決於以下兩個方面：一，南越軍隊能否保持目前的數量和戰鬥精神；二，美軍能否有效地發揮快速反應的作用，這是迄今尚未檢驗過的。美軍人數太少，不足以與政府軍與游擊隊人數十比一的傳統模式相提並論，但是，這些美軍應該足以應付越南的這種容易確定和進攻敵人的常規戰爭。
我的備忘錄使麥喬治·邦迪大為吃驚，他以一份“旨在提出問題而不回答問題”的備忘錄作答。他確實提出了一些問題。他寫道：“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這個計劃（把目前在南越的美軍力量擴大一倍，把空襲北越的規模擴大三倍，以及一項進行海上封鎖的重要新計劃）愚蠢之極。”他有先見之明地提出一個後來證明是根本性的問題：“美國正規部隊在南越進行反游擊戰真的有前途嗎？”他提到了前總統艾森豪威爾的話：正是核攻擊的可能性才在朝鮮實現了停戰。他認為我們“至少應該考慮，擴大行動會給我們與河內的溝通帶來什麼樣的實際威脅”。他最後問道：“我們要投入二十萬人掩護撤退嗎？難道我們在目前的條件下不能順利撤退嗎？”
除了麥喬治·邦迪提到核武器並暗示我們應該考慮發生核戰的危險外，我同意他的所有觀點和擔憂。但是，需要做的是找出問題的答案而不是僅僅提出問題。七月一日，喬治·鮑爾、威廉·P·邦迪和我的三份備忘錄被呈送到白宮。但是，另外還有一份備忘錄，我不知道這件事，我相信喬治·鮑爾和威廉·P·邦迪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