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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領導極不滿意，這也不是什麼秘密。但是，在總統去世不久之後，當我從博比·肯尼迪和其他人那裡聽說，他有意在第二次連任時讓我取代迪安·臘斯克，擔任國務卿時，我還是大吃了一驚。我極有可能會謝絕這種邀請，這主要基於兩點理由：我對迪安·臘斯克有著深深的敬意和熱愛，並且，我還從未認為，我具備了擔任國務卿的資格。此後，在擔任了七年的國防部長和十三年的世界銀行總裁後，我的想法或許會截然不同，但是，當時如果約翰·F·肯尼迪硬要讓我乾的話，我則會敦促他任命麥喬治·邦迪，在歷史、國際關係和地緣政治學知識上，我根本無法與他相提並論。
在本書的敘述中，我已多次提到了麥喬治·邦迪。在我與他為約翰·F·肯尼迪和林登·B·約翰遜兩位總統工作而共事的多年中，他的人品曾給予我極大的影響。這是我想在這裡特別提到的。縱覽我的一生——無論是在福特、國防部，或者是在世界銀行 ——我總是試圖發現那些才華出眾的人物，並“藉助”他們的智慧和力量來增強我的能力。麥喬治·邦迪正可以歸入這一範疇，他二十二歲時成為哈佛的年輕教師，二十九歲時成為亨利·史汀生傳記的作者，三十四歲時任哈佛文理學院院長。在我所遇到的人中，他是思維最為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