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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丹加爾家族發展養羊業，把亨特河流域的30萬英畝土地授與他們。這
樣就造成了農牧業爭地的矛盾與鬥爭。這個矛盾還必然導致新舊移民間在土
地問題上的矛盾，因為土地被牧地借用人佔用，新來移民要佔用的土地很少，
甚至無地可佔用。
土地問題上的矛盾和鬥爭帶來極其嚴重的後果，農業發展遲緩和移民減
少是兩個最嚴重的後果。這兩個後果危害著殖民地的生存與發展，當然這對
英帝國亦十分不利，其主要根源在極端落後的中世紀式的土地恩賜制。
這種土地制度產生於菲利普總督時期。那時英王宣佈他擁有澳大利亞全
部土地的所有權，並授權總督代表他賜土地給與那些需要土地的人。此後，
歷屆總督運用這個權力賜土地與人民，從而形成了土地恩賜制度。這種帶有
濃厚封建特色的土地制度，顯然和1820年以後澳大利亞經濟和日益民族化和
資本主義化的發展趨勢格格不入。1820年前，移民數量少，且多系犯人，賜
土地不多，到1820年在新南威爾士和範迪門兩殖民地所賜土地不過66萬英
畝。但是在1820年以後情況卻大變。農牧業發展起來，自由移民大規模移入，
因而賜地成倍增多，到1831年全澳被賜與的土地達396。4萬英畝，比1820
年前所賜土地多5倍。範迪門土地公司以468鎊稅金得到40萬英畝土地。且
賜地日益增多的趨勢愈來愈嚴重，如不採取斷然措施，後果不堪設想。
所賜土地，絕大部分落入牧地借用人（Sguatlers）之手。所謂牧地借用
人，就是那些廣佔土地的牧場主。“牧地借用人”一詞最早源於美國，那是
18世紀下半葉的事情，但後來傳到澳大利亞，作為澳大利亞廣佔土地的牧場
主的專用術語。牧地借用人在經濟上控制著殖民地經濟命脈，在政治上控制
著殖民地的立法會議，即左右著政治發展的趨勢。所謂當時澳大利亞殖民地
的土地問題，實際上就是他們的問題。所謂土地問題的矛盾與鬥爭，實際上
就是農場主以及新來移民同他們的鬥爭。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第834 頁。
面是牧場主也不滿意這個土地制度，因為土地所有權在英國人手中，所以還
有牧場主同宗主國矛盾的一面。這些矛盾就是導致英國政府接受威克菲爾德
理論，作為土地改革的理論依據。
促使英國採用“系統化殖民理論”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英國自身的原因。
19 世紀30—40 年代是英國工業革命接近完成的年代。在工業革命中，英國
毛紡織工業像其他工業部門一樣，也迅猛發展起來，加之近代化的全球交通
運輸網初步形成。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資產階級迫切地需要澳大利亞變成
它的原料產地、商品市場、投資場所和容納它過剩人口的移民基地，因此它
開始用新政策來取代對澳大利亞的舊殖民政策，新的殖民政策就是採用“建
設”澳大利亞的政策。
在土地問題上，除農民和牧場主的矛盾、新舊移民之間的矛盾外，還有
澳大利亞農牧移民和英國政府的矛盾。那時，英國以國王的名義牢牢控制著
澳大利亞的土地所有權，因此凡被恩賜土地屬於禁地，禁止移民佔用。如果
私自佔用，那是違法的，被視為非法入侵者，要追究法律責任。但是在土地
問題十分尖銳的情況下，這是難於禁止的。非法入侵者日益增多，況且在規
定佔用土地範圍以外還有大約400 英里距離的水草豐美的草地荒蕪著，無人
佔用。要想嚴禁移民闖入這些土地，那更是難上加難。牧地借用人驅趕著日
益增多的羊群毫不客氣地衝入禁地，並以“羊毛就是財富，羊毛愈多，殖民
地的財富就愈多”為由大量佔用。到1831 年，他們“非法”佔用的土地大約
有50 萬平方英里，比3 個半英國還要大，這就更增加了土地問題的嚴重性。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