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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同樣是在2000年前後，有訊息透露，阿巴查在1998年死之前，也在那裡洗錢，而當阿巴查之後的奈及利亞政府追討這筆錢的時候，瑞士竟然拒不配合。更有甚者，在一家瑞士法庭最終裁決這筆存款屬於奈及利亞政府時，瑞士的司法部長竟然公然拒絕歸還這筆錢。他真應當為幹出了這種事情而感到羞愧！難道瑞士真的需要靠做這種見不得人的勾當才能生存下去嗎？
第三部分 第32節：法律與章程（2）
當我訪問東帝汶時，我第一次確信我們需要這樣的章程。那時，印度尼西亞剛剛從這裡撤走，新的政府需要重新選舉。由於東帝汶即將獲得鉅額的石油和天然氣收入，那些曾在葡萄牙組建臨時政府的流亡團體決定執行有計劃的撤回。那些流亡者知道管理這些收入有著相當的難度，而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他們深感自己對此一無所知——但是他們又必須對此做一些事情，尋找一種可以用以處理這些收入的模式。如果在國際章程中存在這樣一個範例對此進行闡釋，他們很可能會採用這個模式，然後放心地把注意力轉到其他戰後政府需要擔心的數以千計的煩心事上去。然而，並不存在這樣一種章程可以依循。所以他們只得用兩條標準去尋找處理的模式，這兩條標準都是可以理解的。第一條標準是這一模式必須來自於石油生產國家，這一點是無需辯論的。第二條標準是它要來自於葡萄牙語國家，這樣的話他們才能很好地對它進行理解，這看起來似乎有些道理——可當這兩條標準疊加在一起同時使用時，他們得出的結果竟然是安哥拉。於是他們派遣了一支調研團到安哥拉去學習如何對石油收入進行管理，但這無異於讓一隊人到妓院去考察什麼是神聖。結果幸運的是，他們認為安哥拉的模式不值得借鑑。而不幸的則是，作為代替，他們選擇了挪威的模式。這一事件讓我確信制定一份章程還是十分必要的。
這一點其實也已得到了證實。英國2002年所發起的資源開採業透明化運動，就是一種雛形的章程，它便取得了一定效果。它被東帝汶和幾個西非的政府利用起來，而不僅僅是在奈及利亞的改革當中。我記得有一次參加西非國家討論石油收入的部長會議，對透明制度表現冷談的代表團們一言不發地坐在那裡，或許他們是抱著能得到一種非洲一致對外式的庇護的希望。但他們未能如願，很多其他非洲國家的代表都希望改革並執行透明制度。隨之而來的，便是這兩派之間就有關是否制定這項章程的激烈爭論。結果包括一些境況最差的政府都發出了希望變革的聲音，而毫不令人差異的是，也有一些希望一切照舊的聲音，雙方互不相讓。你能想象在沒有國際章程保障的情況下會發生什麼嗎？同伴壓力（peerpresure）是國際性標準能夠得以被採納的一種途徑：改革者總能在最底層10億人的社會中掌握到政權，他們把握住時機採用了這些標準，而當它在政治上變成麻煩時便又棄之不用。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採用它們，那些沒有采用的國家的壓力也將越來越大，因為他們對於腐敗的縱容將會愈發凸顯出來。
第三部分 第33節：法律與章程（3）
採用國際標準的主要阻力還是來自於最底層10億人國家的內部，尤其是來自於公民社會。國際章程對人們提出一些具體的要求：政府要麼採用它，要麼解釋清楚為什麼沒有采用。所有最底層的十億人所在的國家都潛在著大量反對劣政的人士。但是把這些潛在的反對者轉化為有效的推動力絕非輕而易舉。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形下，這種壓力也只不過是作為公益事業而出現，並將所有的問題都推到坐享其成的態度上去——不要麻煩啦，把這些問題都留給那些願意為這些事殫精竭慮的人去做吧。因而，在很多社會處理這些問題既需要努力，也需要勇氣。此外，因為改革是一件複雜的事情，人們很容易在什麼是需要做的這個問題上產生分歧，但是分歧往往將改革者們的反對意見割裂並消除掉。這種分歧往往被簡化為是對領導權的爭論：支援其他某人的觀點就被認為是在承認別人是領導，從而也就放棄了自己的訴求。在那些由惡棍們獨攬大權的地方，他們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有錢，更重要的是他們精通於分化和統治的手段。他們會積極地設法制造並擴大分歧。而一項國際性標準能在讓任何人都不表示承認別人是領導的前提下，協調各種分歧。
利用資源收入獲利的第三個關鍵加壓點是資源開採業的跨國公司。它們中的典型就是戴比爾斯公司及其對鑽石進行鑑定的金伯利流程。多年以來，戴比爾斯公司都否認衝突鑽石成之為問題。隨後，非政府組織施加了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