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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死”了（無工作），這是企業領導者的能耐嗎？
二曰下崗者“大有作為”。由於下崗者失去飯碗，失去了生活保障，如果不努力找工作和幹好工作，肯定是會餓肚子的，此即謂“哀兵必勝”“置於死地而後生”，事實上也有不少下崗者確有作為。然而又不能不讓人深思：為何有的人一走上社會就成了“龍”，而在你手下就變成了“蟲”？
三曰下崗者要“更新觀念”。由於社會就業的容量不大，不更新觀念就找不到工作，而更新了觀念也未必都能找到工作，這就是當前的現實。其實企業的領導者更應更新觀念，如果企業的領導者能夠早一點更新觀念，能夠搶佔和拓寬市場，能夠人盡其才、物盡其用，還用得著讓職工下崗嗎？
望領導者冷靜地分析問題，義不容辭地去關懷和安置下崗職工，而決不要空泛地講大道理，更不要“站著說話不腰痛”！
不孝有理
伍用
某，獨子。大學畢業，工作、娶妻、生子。唯八年沒有回過家，沒有給家中老弱父母寄過一分錢。老母親賣花生湊了路費，千里迢迢來尋子，住了三天，兒子一張車票打發老人上了火車，全不顧下了火車的老人討飯三天才走回老家。曰：兒媳不願看見老人，免生閒氣。
半年後，父故。母電報催子回家葬父，某置之不理，曰：妻工作太忙。老家村委會電話催之，竟不聽電話。有領導及好事者勸其回家並資助現金，某收了現金仍不歸。一天，某求見領導，要求表彰，曰：父死不歸，完全為了工作。
聞者皆驚。
制度創新
黃建章（南昌）
從誅富到頌富，由懼富到敢富，無疑是社會的一大進步，而如何重新看待富人，更是檢識社會文明程度的深層標誌。由此，一個不可迴避的前提是：富人之富取之有“道”否？何謂“道”——在當今社會法律秩序內（不是道德秩序）合法致富皆謂有“道”。儘管今日之“道”並非盡善盡“理”，但在當下的最佳選擇只能是不斷地完善此“道”，使之日臻“盡理”，而不是相反去因“理”廢“道”。何謂“理”——社會公正與道德良心。而與之相悖的一切非法致富者皆為無“道”，當然也就更無“理”可言。由此可見，今日之富人有合法與非法之分（其實任何社會莫非如此）。然而社會轉型之初，完全取之有“道”的富人不會是多數，而取之少“道”或無“道”者大約不在少數，這與我國當前政治體制改革、法制建設程序以及經濟體制的二元整合之現狀大體是吻合的。縱觀世界經濟發展史，類似“資本原始積累期”的這種“初級階段”大約也是無法逾越的。但無論如何，切莫因社會轉型特殊時期出現不法富人而漠視甚至貶低乃至完全否定合法富人的社會價值與歷史功績。可以說，一個成功的富有生命力的制度是應該造就越來越多的合法富人，同時也更能有效地遏制不法富人使之越來越少，而不是相反。但願不要忘記：一個健全而體面的社會，在簇擁著當今富人（或強者而非惡者）步入勝境之時，不能面對背時窮人（或弱者而非情者）陷入窘境而無動於衷，更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她）們滑入深淵而拒絕援之以手。
所仗何勢
鄢烈山
去年4月29日發生在雲浮市雲安縣鎮安鎮的“鎮委書記現場指揮，鎮長毒打無辜農民”的事件，經省委機關報披露，省委領導批示，有關部門調查核實，最近終於有了處理結果，鎮委書記馮獻鴻、鎮長陳堯都被摘掉了烏紗帽，並被通報全省作“反面教員”。
我不想對這個“嚴肅處理”的嚴肅性發表議論。平心而論，鄉鎮幹部仗“勢”欺壓老百姓的案件，比這嚴重的並不少見，不保留馮、陳二位的黨籍，教我都於心不忍。這個案件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它非常鮮明生動地表現瞭如今一些官員諂上欺下的陰陽臉。瞧兩位鄉官對首長是多麼恭順，簡直比“二十四孝”中的孝子還孝子！發現市領導的公務車被硬物劃花了幾點油漆，鎮委書記同志“便主動掏出2000元給市領導的司機作為修理費”。（不知是否書記同志隨手帶的私房錢、零花錢？2000元是否要多退少補？）此時書記同志的臉上，想必是寫滿溫柔體貼的歉意。而轉身面對被懷疑惹禍的群眾時，兩位黨政一把手兇相畢露，鎮長氣急敗壞親自動手將人打成“右上腹軟組織挫傷”，書記親自帶警擦抓人，又是關押，又是罰款，鬧得雞飛狗跳。此時的他們多麼像豪門的惡僕！
這樣的官員把自己當成什麼東西了呢？
他們在“自己的”地盤上，可以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