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獨立路-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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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是馬來人。華文報《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也同情他們兩報記者和編輯當中有許多共產黨同情者，他們經常反對政府。

《海峽時報》屬於英國人所有，由英國人管理，主筆阿林頓·肯納德是個寫作高手，表面上以中立姿態出現，卻很難不支援政府。他在社論中提出了巧妙的辯解，例如：〃新加坡工會提不出證據，以證明新加坡郵差的工作跟聯邦的同行有什麼不同。〃

第二天我透過《新加坡虎報》回答說，新加坡郵差每天派三次郵件，聯邦郵差只派兩次；新加坡郵件數量多，工作節奏也比較快。

拉惹勒南的評論

這場鬥爭使拉惹勒南越戰越興奮。他的評論發揮了最大的作用替被踐踏的群眾出頭，反對一小撮狠心的白人殖民地剝削者。他的評論風格是堅決有力的。我在劍橋工黨俱樂部跟友善、富有同情心的英國學生練習辯論的結果，使我的表達方式跟他不一樣，我是寧可輕描淡寫，也不言過其實。於是我們兩人成了好搭檔：拉惹勒南的筆觸是強有力的，我的雖然一針見血，卻是彬彬有禮，總是悲哀的成分多於憤怒。我打電話給他提建議，向他傳達街頭支持者的反應。他要我檢查他的社論的力度，並把社論的校樣送到我家請我提意見，並且透過電話交談，往往談到午夜過後，在他的報紙快要下版時才結束。

如果拉惹勒南不在《新加坡虎報》做事的話，《海峽時報》就會完全不登郵差和我的訊息，我們恐怕很難得到公眾的支援。事實上，《新加坡虎報》起了推動的作用，最後《海峽時報》不得不刊登我的來信，以維持中立的姿態。

罷工接近一星期時，公眾輿論變得更強烈反對政府。政府驚惶失措。輔政司建議〃一旦僱員恢復工作便繼續談判〃。我回答說，要是工人取消罷工，談判又失敗，他們就可能得進行第二次罷工。〃這種局面重複多次的話，罷工就會變成鬧劇，而罷工是工會進行集體談判的最後武器。〃

輔政司的反應是答應5O0名罷工郵差和電報信差，如果他們報到上工，他會親自同工會代表談判。我勸工會領袖採取新的立場，宣佈停止罷工三天，〃以消除政府所認為的使它無法進行談判以立即解決糾紛的唯一障礙。〃

這就給輔政司和他的官員挽回了面子。談判在5月26日上午10點恢復，持續了五個半小時。爭議中的六點，有四點當天就解決了，其餘兩點第二天也解決了。工會和政府接著簽署協議備忘錄。

這是1948年6月緊急法令實施以來的第一場罷工。一切完全根據法律行事，沒有威脅，沒有動用暴力，甚至也沒有不守秩序的糾察，鬥爭目標是爭取公眾支援。工會勝利了。這次罷工暴露了英國殖民地官員的無能。兩個星期的事態發展，不但改變了職工運動未來的發展趨勢，也改變了反殖民統治憲制鬥爭的未來發展趨勢。

報上的報道和宣傳提高了我的專業聲望。我不再只是個從劍橋回來獲得學術榮譽的莽撞的年輕律師。人們眼看我怎樣跟罷工工人打交道，怎樣領導他們，怎樣替他們說話，沒有造成什麼破壞便取得了勝利。我指出了政府前後矛盾和不合理之處，我以理服人而不積怨。郵差罷工使我受到公眾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馬來亞成千上萬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線上升，又沒嚇壞受英文教育的知識分子。我和朋友們現在深信，我們可以在工會中建立群眾基礎，並因此而進一步獲得政治力量，我們找到了動員群眾支援的方法，

郵差罷工勝利是個轉換點。在這之前，非共集團由於害怕緊急法令也會限制和妨礙他們，一直不活躍，合乎憲制的和平、非暴力的群眾行動能擺平真正的不合理事件，這使他們受到鼓舞，給他們壯膽。

第十三章　擴大聯絡網

我們下定決心，要跟因循苟且、軟弱、投機和專謀私利的政黨以及當時在立法議會和市議會里的一夥人完全不一樣。因此，我們決定邀請沙末跟我們一起討論這樣的可能性：發動憲制鬥爭爭取獨立，而又不被共產主義運動吸進去。沙末問能不能帶蒂凡那一起來，因為蒂凡那可以做出貢獻。我不喜歡這個想法。但是朋友們和我都認為，如果內部核心只是我們喜歡的人，就永遠不可能擴大成為一下政黨，所以蒂凡那也來了。

我和芝取得律師資格後，黎覺準備分別跟我們兩人簽署為期三年的合約，聘用我們為助理律師，第一年月薪100O元，第二年1100元，第三年12OO元，兩年半後有全薪假期六個月。就當時的情形來說，這樣的待遇是優厚的。郵差罷工結束後，我到黎覺與王律師館工作，芝則處理產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