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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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似的，傻看著他，那幹部一時也愣住了。後來，村裡人知道了這事，都感嘆說：“這年頭，過去成不了氣候的人，也叫鬼子給逼得成了氣候了。”

杜佔紀，是安平縣南侯町村一名鄉村教師，40來歲。他雖不是黨員，但民族意識非常強烈，1942年春天，動員自己年僅18歲的獨生子參了軍，大女兒在區婦救會當主任，二女兒也在本村作抗日工作。“五一”大“掃蕩”後，安平縣一下子由老根據地變成了游擊區。日本人要求所有的中小學教師先去報到，然後去當偽教員，教奴化課本。對在縣裡有較高威望的杜老師，更是發出最後通牒，一是要他限期將參加抗日工作的兒子女兒叫回自首，二是要他去縣城當偽教員。杜老師拿起最後通牒一看，是原來的同事，如今投靠了日本人當了偽縣教育局長的張麟閣親筆寫的，氣得一把撕掉，對家人說：“一不叫子女回來自首，二不去城裡給鬼子幹事。叫孩子們抗日到底，把日本鬼子趕走。”接著悄悄寫下長長的遺書。然後來到村邊的柳樹林，邊走邊唱《蘇武牧羊》：蘇武留胡節不辱，雪地又冰天，任海枯石爛，大節不稍虧，終叫匈奴心驚膽喪，共服漢德威最後，杜老師就在林中上吊自殺了。以死來抗爭，來保持自己的人格。日本人聽說後，都驚呆了，哀嘆：“佔領中國的一塊地盤不難，難的是不能征服中國人的心。”

像這樣的事蹟，還有許多許多，這些普普通通的手藝人、莊稼人和鄉村知識分子，他們殺鬼子、繳鬼子的槍，以死來抗爭，都是發自他們的內心，並沒有誰強迫他們這麼做。不過，這些自發的反抗，畢竟是勢單力薄。要想把這變了的天再翻過來，還得靠咱們的隊伍打回來。可咱們的隊伍在哪兒呢？鬼子、漢奸們造謠說：“崗樓兒鑽了天，八路軍鑽了山，馬猴子（指游擊隊）全消滅，實現王道樂土——大東亞共榮圈。”

1942年秋冬，在冀中的百姓們中間流傳著這樣一首歌謠：“五一掃蕩鬧渾了天，敵人到處把崗樓安；姦淫搶殺抓青年，殺人訊息天天傳；白天無人街上走，晚上誰敢把燈點；這樣的苦日子哪天完？白天盼，黑夜盼；盼著八路下高山，撥開雲霧見青天。”

不過，百姓們心裡也明白，日本人勢力這麼大，八路軍暫時來不了，眼下正是最艱難的時候。王林曾回憶說，冀中的百姓們都知道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知道目前是黎明前的黑暗，他說：

毛澤東在撰寫《論持久戰》冀中經過那樣殘酷的鬥爭，終於堅持到最後勝利，除了很多老同志講的原因外，還有我印象最深的一個問題，就是冀中黨政軍民對毛主席《論持久戰》的宣傳下的力量很大，收效也大。毛主席的《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當時是不向群眾做普遍宣傳的。1938年，毛主席的《論持久戰》一出版，冀中新華書店就大量翻印。閻素同志還木刻了毛主席像印在封面上。解放後我看全國各地的文物，當時所有翻印的《論持久戰》都沒有主席像，就是我們冀中印了，很有特點。我見到閻素開玩笑說，你功勞不小哇！冀中軍民對這本偉大文獻宣傳到什麼程度呢？可以說達到了家喻戶曉。呂正操、孫志遠、黃敬、周小舟這些負責人走到哪講到哪。各群眾團體也講，識字班裡也講。到了日寇發動“五一”大“掃蕩”以後，我就感到宣傳起到什麼作用了。在最困難的時候，堡壘戶老大娘們見到我們就問：“現在是什麼階段了？”“什麼階段”，是《論持久戰》上的語言。人民群眾把抗戰勝利的希望和信心都寄託在主席的科學分析上。村幹部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就相互解釋和鼓勵，說“主席早講過了，相持階段困難增多嘛！困難多算得什麼！”在那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極端困難的時候，大家都充滿著信心。

…

“難道，五年抗戰就這麼完了”（5）

…

冀中的老人們說，要說冀中的百姓個個都把《論持久戰》熔化在血液裡，充滿信心等待勝利，那似乎也有點拔高了，但要說百姓們從自己的人生經驗中，隱隱約約地意識到日本人這瘋狂勁長久不了，那是千真萬確的。百姓們明白，一年也好，二年也罷，總會有熬出頭的那一天。所以他們遇見抗日干部，都哭著說：“我們咬著牙熬過這兩年，反正有翻身的日子。”

■在地上躲，往地下藏

“五一”大“掃蕩”就彷彿一面照妖鏡，誰是硬漢子，誰是軟骨頭，這回全都顯出來了。在日本人、漢奸滿地跑，我軍主力部隊又撤往外線的形勢下，一些人嚇壞了，害怕了，有的投入日本人的懷抱，當了叛徒。有的雖說還算是沒出賣同志，但也不幹了，回家了，誰也找不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