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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飯。其二，生活困難。
日本兵是習慣吃大米的，結果卻很少吃到大米，駐無極一帶日本兵只有十分之三的主食是大米，其餘為麥子、棒子。安國一帶日本兵每天吃兩頓飯，每人一小瓷碗，根本吃不飽，主食裡大米不到一半，菜湯也不夠。衣服也多是前年的，破爛不堪。吸菸也沒錢，一個日本兵向一個偽軍討錢，偽軍給了他2元，深深地鞠了一個大躬才走。汽車也沒汽油，都燒木炭，走時要推一段才行。因為缺錢，日本兵到處搶劫。駐定縣劉家村崗樓一個日軍士兵，追逐一名婦女，沒追上，就要放火燒房子，村裡人過去勸阻，說：“太君的衣服破了，”那日本兵說：“金票的沒有。”村裡人忙說：“我的金票的有，給你換衣服吧，”給了50元完事。其三，思念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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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者的悲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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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挨打受氣，生活又不好，自然思念家鄉。1942年11月，駐崔嶺據點一個日本兵，在監視抓來的老鄉幹活時，看見一個十三四歲很精神的小孩，便不住與他鬧著玩，老鄉問他：“你有小孩的？”那日本兵便掉下淚來。另一據點有個日本兵很沉悶，不愛說話。但一有人問他“你有幾個小孩”時，他便哭起來，並用手比劃著說：三個的，這麼高的一個，這麼高的一個，隨說隨哭。崔希哲說，現在被抓去幹活的老鄉都學會了，只要想歇著就問監工的日本兵家裡情況，一問鬼子肯定大哭，老鄉們便可乘機歇會兒。其四，厭戰怕死。
駐西伯蘋據點一個日本兵，自己跑到村裡認中國人做乾媽。後來聽說要調走到太平洋戰場去，便大哭起來，說：“遠遠的，死了死了的，見不著娘了。”還讓各村聯絡員聯名保他，結果最後還是被調走了。駐定縣辛莊崗樓的日本兵，在李親顧戰鬥時，嚇的路都不會走了，叫偽軍給扶回來，說：“你們慢慢的扶著我走，我死了死了的有。”一步一喘地回到崗樓。駐伍仁橋據點的日本兵一次出發作戰，十幾個新兵一邊走一邊哭，磨蹭著不願去，軍官拿著指揮刀恐嚇著說：“快快的。”駐安國日軍長江部隊一個伍長，不願出發作戰，每日只是喝酒。並對維持會的中國人說：“我不是長江部隊，是酒的部隊。”還說，“我們亂七八糟的沒有。”意思是說他沒禍害過老百姓。“八路軍、老百姓、幹部，我的亂七八糟的一回沒有，伍仁橋太君每天亂七八糟的，死了死了的有，安國大太君，大大的死了死了的有。”駐在縣城裡的日軍，新兵，生活還算緊張，每天早上五點半就起床，跑步，作操，訓練。完後才回去洗漱吃飯。住在崗樓的日本兵，生活則散漫多了，早上也不起，晚上甚至也不站崗。喝酒，唱日本歌，找偽軍或維持會的人打牌，僱城裡妓女，意志消沉。其實，當年駐紮在中國的日本兵，通常有兩種表現，一種是上面所說的意志消沉，厭戰怕死。而還
有一種，則是殺人成性，心理變態。水野靖夫回憶說，當年在中國犯下的罪行。許多是由“已在當地生活達五六年之久的老兵乾的。因為隨著戰爭的拖長，這些老兵對何時能回日本的希望已經渺茫，他們的心已變得殘酷無情，意志已頹靡不振，每當出發的時候，他們就以‘肚子痛’或‘腿痛’的理由，拒絕服從上級的命令，這種情形已開始出現。在這些老兵眼中，已把所謂上級的命令即‘天皇的命令’一詞看做是一句廢話。軍官們對這些老兵也是束手無策的。”
水野靖夫還說：“如果遇到這種既殘酷無情又頹靡不振計程車兵那就該倒黴了。他們的殘暴行為簡直達到了喪失人性的程度：有時把女人的肚子豁開；或把刺刀捅入女人的性器；有時還把刺刀刺進男人的胸膛；或活生生把頭給砍下來。還有計程車兵把姑娘姦汙之後，還進行百般侮辱，藉此取樂。對他們這些人來講，人已成為比其他獸類更有意思的動物。有時他們把人綁在柱子上，用火把人活活燒死，似乎也認為是最有意思的驚險行為。”
不過，殺個人和殺只雞畢竟還是不一樣，日本人殺人殺多了，心裡也是害怕，甚至疑神疑鬼，嚇出病來。新樂縣婦救會幹部梁振英，窮苦人家出身，“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織布紡線，做衣做襪樣樣會。家裡給她找了個連褲腰帶都不會系的地主家傻兒子，她心一橫跑回孃家，後來就參加了革命。因她個頭很高，面板光潔，當地老鄉都親切地叫她“大個兒梁”，1940年10月，年僅18歲的梁振英不幸被捕，鬼子一見是年輕美貌的姑娘，立刻獸性發作：“花姑娘的幹活，花姑娘的幹活”亂吼叫起來，把梁振英連拖帶拉弄回據點。到了據點，梁振英被認出是抗日干部，日本人先來軟的，再來硬的，放洋狗咬她，反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