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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無怪當年日軍中國派遣軍司令部的一位作戰參謀，乾脆把冀中稱作華北治安最大的一塊癌。
癌，可是致命的。日本人怎麼也不能容忍這塊“癌”生長下去，又是“吃藥”，又是“化療”，都無成效，最後只得來個大“手術”。
殺氣，是愈來愈重；危險，是愈來愈大。
魔鬼的腳步是怎樣越來越近的呢？■1937—1938年，毛澤東講，那時日本人對抗日根據地並不重視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軍大舉進攻中國本部。日本人這時的注意力，主要是在城市上。在冀中地區，日本人僅佔據了平漢、津浦鐵路沿線的重要城市如保定、石家莊、滄縣等。對冀中廣大鄉村還暫且顧不上。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38年秋天。這一段時間，共產黨、八路軍在冀中的力量得到迅猛發展。據統計，1937年11月，“我黨我軍在冀中平原已佔近20座縣城”，“冀中平原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已發展到兩萬餘人。”到1938年10月，冀中部隊竟已發展到63000多人，控制著44個縣（其中有24個完整縣），人口約800萬的地盤。1938年秋，日軍回師華北，至1939年春，日軍已佔據了冀中所有縣城及一些重要城鎮。“日軍所佔領的地區與兵力相比過於廣闊，不能守備全部地區。因此，只能主要守備政治及戰略上的要點、後方主要交通線、鐵路沿線，並且要在廣大範圍內討伐游擊隊。”日本方面承認，當時，“從我軍兵力及治安實情看來，實際上勢力所及只限於重要城市周圍及狹窄的鐵路沿線地區，僅僅是‘點與線’，其他大部是匪佔地區。”不過，這時日本人已意識到，隨著日軍戰略進攻的結束，正規戰、陣地戰告一段落，中國軍隊已“全面進入了游擊戰，擾亂日軍後方。尤其共軍的游擊戰術巧妙，其勢力與日俱增，廣泛地擴大了地盤，”為此，日軍華北派遣軍情報部門在1938年11月18日編寫的檔案中指出：“總之，可以斷定，今後華北治安的物件是共軍。”其實，早在1937年12月22日，日軍華北派遣軍司令部發布的《軍佔領地區治安維持實施要領》中即已指出：“對匪幫的討伐，重點指向共軍，特別對已建成的共產地區，努力盡早將其摧毀。”不過，據日本方面戰後的評論，這時，在華北日軍高階將領中，對“華北治安的物件是共軍”這種認識，還未達到“廣泛深入的程度。”正如毛澤東所言：“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為第一個階段。在此階段的頭兩年內，即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軍閥重視國民黨，輕視共產黨，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國民黨戰線進攻，對它採取以軍事打擊為主，以政治誘降為輔的政策，而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則不重視，以為不過是少數共產黨人在那裡打些遊擊仗罷了。”
1939年春，對冀中的“南號作戰”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營發出訓令，強調翌年華北派遣軍的任務是“應負責確保現在佔據的華北地方的安定”，日華北派遣軍接到大本營的指示，認為：“為了保證安定，僅保持‘線’的佔領無何意義。必須保持‘面’的佔領，使華北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能獨立經營。尤其應該承擔開發和獲得日本國內擴大生產所需重要資源的重任。為此，必須積極進行肅正作戰，實現包括各個要地在內的‘面’的佔領。以武力為中心的討伐肅正乃是保證實現安定的首要條件，治安建設的根本方針在於顯示‘皇軍的絕對威力’。這就是方面軍對完成任務的基本想法。”據此，日華北派遣軍於1939年3月30日製定了《治安肅正綱要》，“這個綱要自昭和14至15年（1939~1940年）上半年之間，成了治安肅正行動的準則。”並於1939年4月30日召開的華北派遣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上，“向第一線兵團作了指示和傳達。”這個所謂《治安肅正綱要》的基本方針，據日方文獻的記載，就是：“透過討伐作戰，全部摧毀匪軍根據地，同時徹底進行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隨後即依靠這些分散的據點，對匪軍反覆進行機敏神速的討伐，使殘存匪團得不到喘息時間和安身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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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從印象不深到“討伐重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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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就是儘量多建據點，以控制更多的地盤；所謂“依靠這些分散的據點，對匪軍反覆進行機敏神速的討伐，”就是經常從據點中伸出來，尋找抗日武裝作戰。
日本人這一套到處修建烏龜殼，並時不時伸出脖子咬人一口的把戲，看似厲害，其實並沒什麼了不起。因為“如敵人據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