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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記住彭老總這一功績。
“敵進我進”的對策，雖說早在1942年2月就已正式見諸檔案，但如同現在的許多政策一樣。政策本身雖說是好政策，但要真正變成群眾的行動，是要有一個過程的。正如聶榮臻指出的，“到‘敵後之敵後’，有個發展過程。開始，還是處於有行動但不是很自覺的狀態。”更不要說，有的地區有的部隊，連這種“很不自覺”的行動都還沒有。1941年，許多人還沉浸在“百團大戰”的勝利聲中，覺得只有打大仗才過癮，小打小鬧沒意思。當年任晉察冀軍區五團政委的肖鋒，曾生動、具體地描述了當年五團幹部、戰士的思想情緒，很有典型意義。他寫道：一天，軍區來人到我們團檢查工作，我正在彙報，八連副指導員曹振國同志興沖沖地跑了進來。說他早上帶著半個班出去執行偵察任務，走到覺石院村北，看見一群鬼子押著民夫在山上修炮樓，還搶著吃東西，他們六條三八槍同時瞄準，突然開火，一下把鬼子打倒四個，剩下的拔起腿就往碉堡跟前跑，半路又給放倒了一個。聽了這個報告，軍區來的同志很重視，認為這是消滅敵人的好辦法，值得推廣。可是，我卻不以為然地問曹振國同志：“繳來了槍沒有？”他低聲回答說：“沒有！”我冷冷地說：“沒有繳到槍，只撂倒幾個人，算個什麼了不起的奇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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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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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這樣講，倒不是專門給曹振國同志潑冷水。主要是自己思想上扭著一個大疙瘩，覺得那樣零打碎敲解決不了大問題，還認為主力團用不著去幹那些小手小腳的營生。
肖鋒說，當時“全團經常保持著三四千人。武器大部是嶄新發亮的日本造，接連著幾仗也都打得不錯，不僅邊區人民大加讚揚，就是在附近敵人的心目中，也有一定的名望。正定、獲鹿等敵佔區的群眾，有時夜間向根據地運送公糧路過敵人的據點，炮樓上的偽軍一問：‘幹什麼的？’下面就大模大樣地回答：‘五團的，你問什麼！’偽軍們聽了之後，就再不敢吭聲了。”肖鋒說，正因五團有一定名氣在1941年前後，部隊的驕氣“相當嚴重”，他說：
有一次，部隊駐在北白雁村，我到二連去有事，見院子裡圍著一堆人，他們正在擺我團“過五關斬六將”的歷史。我一走過去，就有人得意地問：“政委，你說咱們團一次能包打多少日本鬼子？”另幾個人就搶著回答，有的說：“一個大隊，”有的說：“再多點也能包下來。”我也沒有細嚼一下這些話的味道，就乘著他們的高興，順口附和地說：“一個大隊也行，再多一點也行，反正是打大仗才過癮。”聽我這一講，他們興頭更足了，紛紛嚷著說：“再打一定打個呱呱叫的，咱五團什麼時候打過孬仗！”很顯然，部隊這種驕氣是相當普遍的。驕兵必敗，古代是這樣，現代也是這樣。敵人是如此，我們自己也是如此。肖鋒回憶說：“1941年冬，日寇繼秋季大‘掃蕩’之後，又對晉察冀邊區採取了新的‘蠶食’政策，在我團駐防的滹沱河北岸及靈壽以西地區，挖了好幾道封鎖溝，沿溝遍修炮樓，步步為營地向我團逼進。先佔去一個村莊，又佔去一個山頭，再進一步就把一道川全佔去了。原來是我們的根據地，過幾天就成了游擊區，再過幾天又成為敵人的所謂‘治安區’了。面對著這種新情況，我們的思想卻沒有轉過彎來，因而沒有采取新的措施，仍然是願意打大仗、打硬仗。在這種思想支配下，1941年底，我們對日寇新修的據點狗臺疙塔發起強攻。部隊打得很英勇，一股勁往上衝。軍區的山炮營也參加了戰鬥。但因敵人的堡壘工事堅固，手榴彈炸不垮，子彈穿不透，戰士們幾次爬上梯子，都被反撲下來。有人提議用炸藥炸，我們指揮上卻輕視這個辦法，沒有采用，仍是一再組織硬攻。結果攻了一天一夜，部隊傷亡不斷增加，據點還是沒有拿下來。最後敵人援兵快到跟前了，才被迫撤出了戰鬥。
狗臺疙塔戰鬥沒打好，對五團來講是個不小的教訓。但我們領導上仍然未能及時領悟，一心想下次打個漂亮的殲滅戰，出出這口悶氣。然而，事與願違，我們接連幾個攻堅戰鬥都打得不太理想。敵人的‘蠶食’反而越逼越緊。過了年以後，原來我們團部常住的南甸、七級、李家坡一帶，也相繼被敵人‘蠶食’去了。日本鬼子也似乎抓住了五團的什麼弱點，瞅空子就想來整我們。記得是1942年4月15日拂曉，日寇理杉混成大隊突然摸到我們團部村邊上來了。團部住在魏家院，哨兵已經和敵人打響，機關裡大部人員還未起床，真是危險萬分。幸虧住在外村的三個營機動勇猛，跑步壓過來，裡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