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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一個朋友找我，那時我還年輕，他比我大，管我叫小馬。他說北京門頭溝那邊發現了一件黃花梨大條案，要帶我去看。當時他叫了一輛計程車。要知道，那時北京沒有隨街就能打的計程車，要專門到計程車站去叫車。他就叫了一輛計程車到了我家。我很奇怪，覺得他那麼奢侈，還打的！那時打的是很少的事，我以前都不記得自己打過。但他說：“沒事，這大案子買了，什麼便宜都有了。”我家當時住在東四十二條，我們從那兒開車奔了門頭溝。快到的時候，越走路越窄，兩邊都是山，我多少有點兒害怕，因為沒去過這些地方。我就老跟那人說：“今天沒帶錢，就是先看看。”最後終於找到那家了。
一進屋，老太太正包餃子呢，按住我，非讓吃餃子。我哪兒有心情吃餃子呀，就想看那案子。老太太還說不著急，吃完餃子再說。可那餃子剛擀皮，我什麼時候才能吃上啊！我執意要先看案子，就拉著老太太上人家後屋去了，一看，好！一個柴木的大案子，特柴，根本不是黃花梨！我一下就跟洩了氣的皮球似的，覺得白跑了。於是我們一路無話，開著車就回來了。
路過東四路口，我朋友就喊：“停車停車！”車停了，他下去說：“小馬，我還有事，先走一步了。”我還沒反應過來呢，他就走了。車拐過彎兒來，就是東四五條。五條就是出租汽車站，車停了，我得結車錢去。最後我結了200多塊錢，那時我每個月才掙不到100塊錢。我當時臉都紅了，心裡恨死這件事了。所以這案子沒記住，事情記住了。所以說，人不能辦事盲目，盲目是要付出代價的。
【天下第一案】
我在福建莆田的一個祠堂裡，曾經看過一張非常大的黃花梨案子。福建人的宗祠觀念特別重，所以每個村裡都有宗祠。那張案子非常巨大，長4。2米，案面是一塊獨板，俗稱“一塊玉”，就是說整塊板跟玉似的，漂亮至極。從那以後，我再也沒見過這麼漂亮的案子。這張案子幾百年來都在這個宗祠裡，受無數人的禮拜。可惜最後還是被拿出來賣，整個村裡的人都在場院上坐著，買的人點好錢，全體村民一人分一份。以我當時的能力，沒有辦法買下這張大案。這案子現在在美國丹佛博物館展覽。我去丹佛博物館講課時，又看到這張案子，非常震撼。
這張黃花梨大案經過幾百年的歷史，在村子裡起到一種凝聚力的作用。但村裡人為了分筆錢，把幾百年的案子賣掉了，最後輾轉到美國，被人家珍而重之地供起來了。以後有機會去丹佛的人，一定要去看看這張“天下第一案”。
【桌】
由於案子的陳設功能越來越大，它的實用功能就相對降低；相反，桌子的實用功能越來越大，陳設功能越來越低。所以，桌案從功能上有了區分，這是在使用中發生的區分，並不是一開始就這麼設計的。比如過去的人家，一進屋就放著一張大條案，靠著主牆，上面擺兩隻撣瓶。我小時候，去我的外曾祖母家，她在北京有一個大院。我那時候很小，覺得這張案子非常高，根本看不見案子上面的大撣瓶。這就是我對案子的第一印象，那時是20世紀60年代，後來這案子上哪兒了，我就不清楚了。
桌子在越來越接近實用的時候，就跟案發生了分野。桌，最早寫成卓越的“卓”，它是高起來的意思。比如卓然而立、卓爾不群。就是超出別人，高高地立在那兒。“卓”字後來才把底下“十”字變成了“木”字，寫成了現在的“桌”字。
桌與案從功能上講，差距不是很大。比如我們有條桌就有條案，有畫桌就有畫案，有書桌就有書案，有炕桌就有炕案。但有飯桌，就沒有飯案。因為吃飯這件事雖然在生活中非常重要，但從精神層面上講並不重要。過去古人從文化上還比較鄙視吃。他覺得天天去談吃，層次太低了，得談點兒文化，談點兒梅花、竹子，才比較雅。所以，吃飯比較低，我們就在桌子上完成。
古人吃飯的桌子大多是方桌，為什麼呢？這跟我們吃飯的制度有關。我們早年是分餐制的民族，一人一份。為什麼有舉案齊眉這件事呢？因為當時是分餐，我舉一份給你，我這兒還有一份。如果當時梁鴻和孟光是共餐，就也犯不著我舉著你吃，然後你舉著我吃了，對不對？我們的分餐制度逐漸演化成共餐制了。採用方桌吃飯的時候，我們就是共餐制。這一點從我們的筷子上就可以看出來。早期凡是筷子長的家庭，都是富有家庭；筷子短的，都是相對貧困的家庭。
中國人的筷子有特別長的，是為了菜多的時候，能夾著遠處的菜。今天餐廳有轉盤，什麼菜都能轉到你跟前，過去沒那事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