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號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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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東西半球的金字塔和象形文字的區別。最後，埃及古文物總監加馬爾？梅赫萊茲作了總結『性』陳詞：“如果有人想重新建造紙莎草船，就像我們的古墓壁上畫的那樣，這將是一次極有價值的嘗試。”僅此而已。

文化部長授權吉薩地區金字塔的管理人員，允許我們圈出一塊地作為營地和造船場，前提是我們必須答應不向地底挖掘，因為我們所在的地方可能正好是埃及王族古墓的正中。

『政府』大樓的臺階下面是開羅戰時特有的磚頭路障，所有的窗戶前面都壘著一袋袋沙包。我們就在這裡跟旅遊部副部長阿代爾？塔赫道別。上樓前，他笑著跟我們握手，對我們說：

“你們一定要造出那種船來，我們會全力支援你的實驗。向世界證明埃及不只是會製造戰爭，這是件好事。”

臺階下，只剩我和笑容滿面的大使先生了，我衷心感謝他所給予的寶貴支援。他叫彼得？安卡爾，與我一見如故。作為聯合國代表及挪威大使，他在中東工作了許多年，再加上他個人對古代歷史深感興趣，所以他對該地區從古至今有關貿易和文化聯絡的所有問題了如指掌，就像是一本活百科全書。

“這太好了，”他對我說道，“你總算有了造船的地方，不過別人對紙莎草船可不像你那樣信心百倍喲！”

“要是沒有爭議，也就不需要造這種船來試驗了。”我回答說。

回到旅館，我默默地坐在床邊，心裡有些猶豫不決。的確，我有了造船的場所。但這只是剛開個頭罷了。現在改變主意還來得及。我必須做出決斷：全力以赴，還是就此放棄。還有一個關鍵問題是，我現在擁有的一切還不足以完成這個昂貴的試驗。也許那些出版商們願意為最後的成果賭一把。但如果什麼成果都沒有呢？我坐在那兒，用手擺弄著一張小紙片。所有的僧侶、拉基人、科學家和紙莎草專家們都認為，這種紙莎草船至多可以在平靜、清澈的水面漂浮十四天，要是在波浪起伏的鹹水中，它能漂浮的時間更短。我自己倒是坐過幾個小時的卡代、湯誇和沙法特，甚至還親身體驗過紙莎草船散架的滋味。我知道生長於美洲的高香蒲能在海洋上漂浮很久，它的纖維狀外殼和海綿狀髓質都與紙莎草相似，但紙莎草可能比高香蒲吸水更快一些。

我展開一張碎紙，上面的筆跡似乎出自孩童之手：

“現在在義大利的親愛的托爾：

你記得在查德湖的阿布杜拉嗎？我準備同奧瑪和穆薩一起過來，為您建造一艘大卡代。我們正等著您的吩咐。我現在在拉密堡的帕斯特？埃爾店裡當木匠。

此致

阿布杜拉？德吉布林”

阿布杜拉那張黝黑爽朗的笑臉又浮現在我眼前，眉『毛』和鼻子上的傷疤仍然歷歷在目。看著這封感人的信，我禁不住笑了起來。難得啊，這位生活在中非深處、一字不識的漢子居然主動拿著我的地址到拉密堡去找人給我寫信。這更堅定了我行動的決心。還猶豫什麼呢？阿布杜拉都已經準備好了，而奧瑪和穆薩也願意參與。同基督徒用以逃到衣索比亞島嶼的船相比，他們所造的船要大得多，能載著好些牛在查德湖上航行。即使把全世界所有學者對於紙莎草的知識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們的多。他們對卡代充滿信心。他們希望造出一艘能用上好幾個月的大船，然後親自駕船航行到遙遠的大陸。因為他們連最起碼的地理常識都沒有，我只能用行程所需要的天數來描述旅途的遙遠。

阿布杜拉的這封信最終消除了我的憂慮。我信得過這些查德人。

就在那天晚上，我給亞的斯亞貝巴去了電報，發給塔納湖上那位擁有兩隻大船的義大利老闆。我們已經約好了，他一收到我的電報，就派阿里和他的手下去塔納湖西岸的沼澤收割一百五十立方米或五千立方英寸的紙莎草，並將它們放在塔納湖北岸曬乾後捆好備用。這位義大利人名叫馬里奧？布斯基，是一位中年實業家，身材高大，滿面紅光，一看就是一個閒不住的人。他曾親自將他的兩艘沉重的摩托艇從紅海運到塔納湖。1937年，他又組織將一百八十噸重的阿克森巨石從衣索比亞搬到了羅馬。現在，他正等著有人請他再把巨石搬回來，因為衣索比亞皇帝正在催促義大利『政府』，要求歸還巨石。

我本來想透過尼羅河把紙莎草運到埃及去，但是考慮到途中得經過好些個瀑布，在經過蘇丹共和國時還會遇到種種關卡，這樣做未免太過冒險。最後我決定將這五百捆紙莎草從塔納湖起運，經過衣索比亞的重重山巒，最後運抵紅海，中間是長達四百五十英里的艱辛旅程。但布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