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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已經越過了最遠的防波堤，而汽笛和鈴聲還在不停地響著，好像在祝賀新年。一架大使館的飛機和一架來自首都拉巴特的直升飛機，在我們的上空盤旋。駛出防波堤，喧囂聲逐漸消失，被一陣陣拍打岸邊的海浪聲所淹沒。海水開始漲『潮』，小船都調轉船頭，向岸邊駛去。只有我們和幾艘較大的漁船停留在大西洋上。拖拽草船的四條快艇也解開了纜繩，十六個劃手用阿拉伯語向我們祝願致意，隨後也和小摩托艇返回碼頭。
我們第一次在“太陽”號上升起了船帆。船帆又大又沉，用結實的埃及帆布製成，長二十六英尺，上端寬二十三英尺，往下越來越窄，下端只有五英尺寬，同草船的寬度一樣，儼然是古埃及的風格。陣陣小風僅僅把沉重的船帆從桅杆上稍稍吹開，看來，原先那股強勁的海風正在停歇下來。很快，巨大的、酒紅『色』的船帆幾乎一動不動了，船帆上的標記也就此顯示出來：一輪紅『色』的太陽。船艙上方高懸著一串國旗，按字母順序排列：查德、埃及、義大利、墨西哥、摩洛哥、挪威、美國和蘇聯，在微風中飄拂著，好似『色』彩豔麗的衣服，兩頭掛著生氣盎然的聯合國旗幟：淺藍『色』旗幟襯托著白『色』的地球。
阿布杜拉和我站在草船艙後的船橋上，一人握住一把舵槳的柄手，注視著鬆弛的船帆和拍打著石堤的白『色』浪花，心裡充滿焦慮，防波堤與我們相距只有幾百碼。我們正漂向防波堤？的確如此。從防波堤的盡頭看到了城堡牆頭的塔樓，這表明我們確實是在朝著陸地的方向往回漂。也許是迤邐向北的山峽擋住了從岸上吹來的風，船帆鼓脹不起來。我們把船纜扔給一直跟在我們周圍的漁船，草船便徑直向前方全速駛去。可是這樣的速度不符合自然規律。首先出現的問題是，我們原來拖在船後的一張漁網，本來裝滿鮮活的龍蝦，準備在旅途上食用，可現在漁網卻突然纏繞在一根舵槳上，把舵槳弄成了弧形，眼看就要折斷。我們只好揮起利刃，把拖網的纜繩一刀割斷。舵槳算是保住了，但那足夠吃幾天的美味佳餚也隨波而去了。
接著，由於船速太快，我們本來綁在“太陽”號一側當做下風板的三根粗粗的划槳啪的一聲斷成兩截，而諾曼正是把放置我們那臺袖珍無線電的銅製平臺釘在了這些槳葉上，那可是我們在航行期間與岸上的親友進行聯絡的生命線呀。顯然，金屬在一條不斷顛簸的草船上沒有容身之地；槳葉折斷的位置恰好在銅製平板的末端，剛好被接地線拉住才得以保留。
這可不是好兆頭。無論有沒有風，我們都必須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程。我們停住所有護航船隻，收起船纜，再次掛起船帆。我們注意到周圍的大型漁船在海浪中來去自如，相比之下，我們的草船卻如同它的前輩“康提基”號一樣，在巨浪中上下顛簸。最初，海風風力不大，隨後漸漸增強。但是，此時的風已經不再是離岸風。通常，這個季節應該是東北風，可現在卻變成了西北風，徑直朝綿延在避風港薩菲南面的海岸峭壁吹去。我們仍然貼著海岸，貼得很近，連岸上的房屋都看得清清楚楚，甚至可以看到海浪悄無聲息地拍打著醬褐『色』的峭壁。大海永不停息地碰撞著摩洛哥綠『色』的窪地，沖刷著那被太陽灼燒的地表。如果我們不能成功駕馭這條草船，海風就要把我們吹向醬褐『色』的峭壁上去。
我們在船上的七個人都對一件事疑『惑』不解：『操』舵裝置如何運轉呢？這是我們最沒有把握的事情了，因為沒有人教過我們。我們本來指望來自摩洛哥海岸的海風和洋流會直接把我們從陸地帶走，這樣我們就會有一兩個星期的時間來進行試驗，而不會有被海浪衝到岸邊峭壁上去的危險。我們懼怕的是海岸，而不是遼闊的海洋。我們沒有在尼羅河河口外的海邊進行試驗，就是害怕在我們發現埃及『操』舵系統如何運轉之前就被衝到了岸上。在遠離摩洛哥的大西洋深處，我們有足夠的空間進行測試、糾正錯誤，因為那裡通常可以把海面漂浮物直接衝入大海。
“太陽”號的『操』舵裝置是我們根據埃及上古年代的許多模型和壁畫製造的。我們試圖從黎巴嫩找到埃及人用來建造這些巨大舵槳的雪松，但無功而返，因為古腓尼基王國年代存留至今的幾棵雪松如今都儲存在國家公園中。因此，我們只能用一種沉重的埃及木料“西尼巴”來做雙腳桅杆，並用一種非洲叢林裡的樹木製造了兩根舵槳，這兩根舵槳長達二十五英尺，槳葉足有普通寫字檯那麼大。現在，它們就斜斜地安裝在船尾兩側。船槳上部固定在船橋的護欄上，船槳下部靠近槳葉的地方則固定在一根橫跨船桅的結實的圓木上，全都用粗繩捆綁得結結實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