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號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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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這是我事先計劃好的，在未來的日子裡，窄小的船艙將成為我們共有的家園，我們到那個時候再來談談彼此的生活和經歷，時間可就充裕多了。

成員中還有來自美國的諾曼？貝克。諾曼是船上惟一一位真正的海員，因此被指定為此次出航的領航員兼話務員。他工作嚴謹，為人可靠。此刻，諾曼坐在船艙門口，一絲不苟地檢查裝備。其實我同諾曼認識的時間頗為短暫。當年我在塔希提島上租了一條拖網漁船，準備去復活節島，他曾經搭過我的船。當時，他在一艘小型雙桅船上擔任領航員，隨同一位美國生物學家從夏威夷出發，航行了兩千海里，剛剛抵達塔希提島。他在航海方面經驗豐富，是美國海軍後備役指揮官，並在紐約海軍學校擔任海洋學教官。退役後，諾曼成為紐約房地產市場的一名承包商。

“你真的沒有出過海？”諾曼轉過身來，將信將疑地問尤利。尤利正坐在船艙門口，擺弄著一個呼吸器。

尤利？亞歷山大洛維奇？桑凱維奇是俄羅斯人，同時也是我們船上的醫生。他咧嘴一笑。

“我曾經乘坐一艘蘇聯船隻往返過南極。”尤利回答說。隨後，他開始談論起馬尼拉的漂亮姑娘來。但是，諾曼更想知道他是否真的在世界最冷的地方呆過一整年。事實的確如此。尤利在沃斯托克的蘇聯研究站當過一年醫生。研究站位於南極冰冠，海拔約為一萬英尺，最低溫度達華氏零下100度。在“太陽”號的船員中，我以前從未謀面的只有尤利。當他乘坐的飛機降落在開羅時，我們雙方都有些忐忑不安。不久前，我曾經給蘇聯科學院院長凱爾蒂什寫過一封信。凱爾蒂什院長是一位智慧而謙遜的學者，掌管全蘇聯的科學，包括人造衛星、考古學等在內。在信中，我提醒他說，他曾經問我為什麼不在探險活動中攜帶蘇聯人同行。現在機會來了。我需要一名俄羅斯人—一名俄羅斯醫生，或許院長能介紹一位吧。我的條件是，這位醫生必須懂得除俄語之外的另外一門語言，而且必須有幽默感。蘇聯方面對於後面一條非常認真。當尤利走下蘇聯民航總局的飛機時，不僅帶著禮物和醫療用品，還帶了一瓶伏特加，生怕自己還不夠滑稽可笑。尤利立刻進入了角『色』。他對英語不十分精通，但足以聽懂任何玩笑。尤利出生於蒙古，父親也是位醫生，在他身上總有些亞洲人的味道。這一次，尤利是從蘇聯衛生部的年輕醫學專家中挑選出來的，其專長是研究宇航員在加速和失重狀態下的醫學問題。他仔細看了看我們四處透風的船艙—也就是我們將在航海過程中生活起居的地方，然後從宇航員的角度發表了許多有趣的評論。

義大利人卡洛？莫里也和我相識不久。他將擔任船上的攝影師。原本羅馬一位朋友有意擔任我們的攝影師。這位朋友是一位電影製片人，也是義大利最優秀的蛙人之一，剛剛在大西洋底拍完電影《安德亞？多利亞號》。但是，當阿布杜拉突然入獄，而我為此深入非洲內地時，他對我們的遠航完全失去了信心。於是，他推薦卡洛？莫里來替代自己。卡洛長著紅鬍子、藍眼睛，活像北歐海盜，他同樣沒有任何出海經驗。卡洛是專業登山向導，而且是義大利最著名的登山家。他曾經領導或參加了十四項國際登山活動，足跡遍及五大洲。喜馬拉雅山和安第斯山的峭壁對他而言，就像非洲、新幾內亞和格陵山的懸崖一樣熟悉。後來在攀登阿爾卑斯山時，卡洛失足跌落，腿骨骨折，從此告別了滑雪教練的生涯。但是在登山活動方面，他卻比過去更加活躍。當他得知我們的草船航海計劃時，正置身於南極冰蓋之中。在此之前，他已經去過北極，在冰川中拍攝過北極熊。因此，他願意到赤道附近溫暖、沒有冰雪的海洋地帶工作。

在11點鐘，我們差點損失一名墨西哥船員。正當草船離開亞歷山大前往摩洛哥時，到鯊魚島旅行的雷蒙？布拉弗突然被緊急送往醫院，進行手術。噩耗傳來時，我正在參加一個記者招待會。直到有位記者詢問參加草船遠征的人員名單，我才公佈這條訊息。大使一臉嚴肅地坐在前排，手指翻弄著報紙。如果這件事沒有發生，他肯定是面帶微笑坐在那裡。

“電報發自墨西哥—”我從別人顫抖的手上接過電報，立刻讀了出來。真是當頭一棒！只要雷蒙安然無恙，其他一切都不再重要了。把這一句讀完可真費勁。記者們『騷』動起來。

“電報發自墨西哥—聖地亞哥？吉諾維斯博士！”

招待會被迫終止。我旋即給墨西哥發了兩封電報。一封給醫院裡的雷蒙，另一封給聖地亞哥？吉諾維斯博士。這位墨西哥人類學博士曾半開玩笑地說：只要提前一週通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