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奪臺灣:1949－1979國共對話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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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在此修建了氣勢不凡，富有民族特色的武嶺門作為鎮的標誌。前門額上的“武嶺”二字是前“監察院長”于右任老先生所書，後門額的“武嶺”二字是他所寫。他喜歡把溪口別名為“武嶺”。也許他終身難忘，他是在南京被中共佔領不久的4月26日下午，當中共三野七兵團二十二軍逼近寧波、奉化一線聲稱要活捉他的危難時刻，才泣別母墓，帶著兒子蔣經國愛孫愛倫匆匆離開故鄉到達象山港，原“總統府”軍務局長俞濟時扶著他登上早已停候在那裡的“泰康號”兵艦。當“泰康號”起航時，他不由來到了後甲板上，望著艦後漸漸遠去的家鄉群山，心想，今日一別，不知何日再歸故里，眼裡不由溼潤了也許蔣介石不眠之夜用“魂牽武嶺，夢繫溪口”這八個字方可表達濃濃的鄉愁了！

雖然章士釗成功地把中共中央給蔣介石的信送到了蔣介石的手中，但臺海並未因此風平浪靜，5月15日金門、廈門之間又爆發激烈炮戰，一直持續到22日。22日之所以國共雙方停止炮戰，是因為雙方要對付南海上的突發事件：菲律賓在當日提出對南沙群島的主權要求。29日北京、臺灣不約而同地發表宣告，指出南沙群島歷來是中國領土，抗議菲律賓的無理要求。6月6日國民黨海軍艦隊開始到南沙群島巡弋。12日，臺灣當局宣佈派往南沙群島巡弋的艦隊在南沙群島樹碑、升旗。不久又派出了駐守部隊。北京對凡是有益於中華民族的事自然是預設的。

一次沒有成功的國共談判（2）

正因為臺灣當局還能堅持民族大義，6月28日，周恩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屆三次會議上，深情地再次向臺灣呼籲：“儘管這些年來由於美國的武裝干涉，我們和臺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隻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國的利益為重，我們可以重新攜手團結起來，我們相信我們久經憂患的偉大民族一定能夠依靠我們自己的努力，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我們願意同臺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希望臺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商談如果他們還有疑問的話，他們可以透過在大陸上的親友得到解釋，或者派人來大陸考察，我們保證他們來去自由”

三天後，時值7月1日，一位神秘人物風塵僕僕地從香港北上，出現在北京。這位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其實，曹聚仁這次北上，是他離開大陸到香港整整6個年頭後第一次回來。他這次回來，早在周恩來6€？8講話前，就作了商量與安排。

幾乎與此同時，還有一位神秘人物，比曹聚仁早不了多少日子北上。這位神秘人物歸來，導致了9年後的國民黨2號人物李宗仁的落葉歸根。這位神秘人物就是程思遠。

程思遠和曹聚仁兩人北上之行都很突然，都帶有神秘色彩。

曹聚仁當時集作家、教授、記者於一身，名噪海外。他是浙江省浦江縣人，是舊中國頗負盛名的文人。他雖說是個做學問的，卻與國共兩黨的高層人物有很深的交情。他是國民黨元老章太炎的高足，還是魯迅的朋友，著有《魯迅評傳》、《魯迅年譜》等書。他在抗戰時期擔任中央通訊社記者，常到新四軍戰地採訪，成為葉挺的上賓，並與陳毅結成至交。後來在贛南擔任《正氣日報》主筆、總編輯，與蔣經國成了無話不談的莫逆之交，當年蔣經國曾說：“知我者，曹公也。”正是這種特殊的身份，蔣經國派一位姓王的與曹聚仁聯絡，希望他到北京去一次，使曹聚仁成了國共兩黨重開談判的居中調解人。

曹聚仁回到大陸，即受到了中共的熱情接待。7月16日下午，周恩來在頤和園宴請曹聚仁，陳毅、邵力子、張治中出席作陪。一見面，周恩來就熱情地說：“我們歡迎曹先生回來看看，我代表黨和政府歡迎你。”隨後，大家敘舊談新，氣氛十分熱烈。

談話很快進入正題，曹聚仁就中共和平解放臺灣的政策詢問周恩來：“你許諾的‘和平解放’的票面裡有多少實際價值？”周恩來即答道：“和平解放的實際價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麼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臺灣是內政問題，愛國一家，雙方完全可以合作我們對臺灣決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

周恩來的話使曹聚仁深受鼓舞，他當即向周恩來表示：身為炎黃子孫，當為國共重開談判盡力奔走，多做工作，決不推辭。

2個多月後，即10月3日，中共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