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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偌大的北京城裡探頭探腦，日出而息、日沒而作，仰望著頭上的星空的同時也仰望著這座城市，我只希望自己不要被一泡尿憋死，也不要被誰一指頭給廢了。這就是我的道路，也是我所希冀的平安。”
“長安街是一支筷子，平安大道是筷子的另一支，它們南北夾擊，合夥架起了故宮這道大菜，秀色可餐的後海則是平安大道外側的湯湯水水，等待人們的拂袖而來，或者拂袖而去。”
這些文字的主旨簡潔：快來北京，這裡，錢多，人傻，還臭牛逼。文字感覺敏銳凌厲，北京泡吧磕藥的那些腕兒無法企及，他們這輩子都別想，他們已經被北京廢了。
北漂文青胡赳赳的雜文裡，另一大類是反映一個北漂對江東以及還在江東的那個奪去他貞操的姑娘的記憶：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我在電視上看到了許多鏡頭，對於小鎮的我來說，那是一場遙遠的鬧劇。而我，端著一個破了缺口的粗瓷大碗，在說不清是衰敗還是興旺的堂屋裡，邊吃飯邊看一臺19英寸的黑白電視機。幾隻母雞在我的腳邊端詳著，後來它們十分不幸地在吃我餵給它們的白色塑膠泡沫後腹脹而死。堂屋裡還有幾個堂弟堂妹，他們圍著門軸繞來繞去，門上的木雕可以看出有一隻斷嘴的鳥、麒麟的前半身和一頭完整的大象，跟門板一樣在堂弟堂妹的轉動下搖搖欲墜。這是他們的遊戲，他們喧鬧的時候整個午間顯得極為寧靜，如果他們的笑聲蓋過了電視機發出的聲音，堂屋外的閣樓上的白色鴿子就會撲愣著翅膀越過天井上空，一直到晚霞映紅我臉蛋時才會回來。”
“這個時候，她，我的第一個女朋友，眼睛會盯著遠方，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什麼。而我則對遠方置之不顧，我只知道熱烈地看著她，從側面看她的睫毛，看她嘴唇邊細密的汗毛，我調動我嗓子間公鴨的力量，翻唱崔健的《一無所有》，這首慘遭語文老師批判的歌，惹來了她的笑，那笑聲像是從她的胸膛伸出的一隻搖著銀鈴的手。”
這些北京本地長不出來的文字，帶著原始的力量和意象，豐富我們的漢語。
第二次見他，我在燕莎的薩拉伯爾請他吃韓國燒烤，看見比我還單薄的人，我多點了一份火鍋面。“多吃。總要胖些，要不然如何支撐文字？”“我有個非法同居的女友，按食譜飼養我。我還有個老媽，最近趕來照顧我。”
胡赳赳的一個老領導教給他人生的道理：“你在這裡幹編輯，月刊的稿子半個月就編好了，剩下時間寫點小說，當個作家。”我也要和他說，多寫，佔有話語權，成為顏峻，許知遠和謝有順。
我抬起頭，我看見，遠遠的，胡赳赳的文字江山，半個太陽爬上來。
2004/4/3
惟楚有材，於文惟盛
馮唐
湖南女作家盛可以是庸俗齷齪浮躁無恥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生人中的異數，她的存在讓後人百年以後不能將這一代人全盤總結為言語短舌和思想平胸。
七十年代生了我們這一撥俗人。
不提先秦和南北朝了，往近世說，和以二週一錢（周作人，周樹人，錢鍾書）為代表的五四一代相比，我們沒有幼功、師承和苦難：我們的手心沒有捱過私塾老師的板子，沒有被日本鬼子逼成漢奸或是逼進上海孤島或是川西僻壤，沒有背過十三經，看《浮生六記》覺得傻逼，讀不通二十四史，寫不出如約翰？羅斯金、斯蒂文森或是毛姆之類帶文體家味道的英文，寫不出如《枕草子》之類帶枯山水味道的日文，更不用說擺脫文言創造白話，更不用說制定簡體字和拼音。往現世說，和以二王一城（王小波，王朔，鍾阿城）為代表的文革一代相比，我們沒有理想、兇狠和苦難：我們規規矩矩地揹著書包從學校到家門口，在大街上吃一串羊肉串和糖葫蘆。從街面上，沒學到其他什麼，我們沒修理過地球，沒修理過腳踏車，沒見過真正的女流氓，不大的打群架的衝動，也被一次次嚴打嚇沒了。
文革一代對文字無比虔誠，他們為了文字四十幾歲死於心臟病，他們為了文字喝大酒嗑猛藥睡清純女星，跳上桌子，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他們沒有滅掉五四一代，但是他們至少豐富了現代漢語的形式和風格。我們沒有用“華豐”牌圓珠筆在北京電車二廠印刷廠出品的四百字一頁的稿紙上狠呆呆地寫了一百萬再寫一百萬，文章即使發表在《收穫》和《十月》上，也不會讓我們淚流滿面，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命運。如果發表不了，我們就把《收穫》和《十月》當成愚鈍不開的典型，和文化館、作協、勞保用品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