頑童時代 作者:鍾麗思

第15部分 (第2/4頁)

的圓花壇。在孩子們眼中就像天堂似的樂園。l幢3幢傍山，2幢傍著條碎石小路，小路彎彎曲曲，路邊栽著兩行楊槐樹，花一開，香味隨風送進窗戶來；4幢就傍著大田灣小學。靠小學和靠小路的兩旁，就用楠竹片編的籬笆圍了。籬上爬滿牽牛花，將市政府宿舍圈成一個院。上學的時候院裡清幽寧靜，一到傍晚，從4幢房子8個門裡就兔子似地蹦出一個接一個的小傢伙，撒得滿院都是笑聲、都是尖叫聲。

每幢房子規格相同，5層，1－4層住人。每層中間一個約100平方米的八角形大廳；大廳的正南正北通向兩個廚房。每個廚房有一排上下兩層的碗櫥案桌，一排四孔大灶；正東正西通上下樓梯，全以棕色地毯鋪了，每一級都由兩條亮晃晃的厚銅板護著，走在樓梯上一點聲音都沒有。但只要父母不在眼前，我從來不由樓梯下去，而是騎在漆得黑亮的柚木扶手上滑下樓去。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則各通一道長廊，長廊兩邊就是許多門口交錯的房間，分散於4條長廊的，是一個男廁所，一個女廁所，一個男澡房，一個女澡房。

每層平均住著8家人。每家少則三四個，多則八九個孩子，而且都以子女眾多為盎盎樂趣。中華民族本來就是以“百子千孫’為最美好的心願恭賀親友的，何況那時政府提倡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內容之一就是多生孩子，夫婦們就更加踴躍響應。誰生上　7個，就會倍受敬重，被尊為英雄母親。我家住1幢第三層。那可真是人工興旺的樓層，光英雄母親就有兩個。

我的同學黃幼仁他媽就是一個：她的大女兒好像取名自自，接著生個兒。我隱約記得名體仁，依次排下來的女兒是三自、四自、五自、六自，繼而是幼仁與我同班，然後又是女兒八自，末了，眼見她又添個黃小仁。我從未見她打罵小孩，倒是見她的閨女秀美男娃子壯，家教都不錯。我另一個同學吳邦憲家更不得了：她的英雄母親生了10個。以致我們這層樓的小孩都沾了光似的，唱起了《華爾瓦娜》時簡直氣壯如牛。那是一首女聲小組唱的歌，風行重慶，其深入民心，就如今天陳小琪的《濤聲依舊》般，不但大小晚會或歌詠比賽少不得，就是隨時隨地，男女老少都免不了順口哼哼：“集體農莊有個擠奶的老媽媽，誰都知道她的名字叫華爾瓦娜。命名日裡大小女兒都來拜訪她，歡歡喜喜她們作客回孃家。這位老媽媽真正是福氣大，來了5個親生女兒5朵花；老大叫薩莎，老二叫沙霞，阿蓮卡、波琳卡、阿遼努什卡，最可愛的小麼女子只有十七八”

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當然不止多生孩子這一項。那個1956年，真是全民一起學蘇聯，從思想意識、文化藝術到日常生活，全盤蘇化：不但走在街上計程車兵突然換上了船形帽，連我們大院的老軍官也馬上被捲進這種熱潮：那些曾被硝煙燻黑了臉龐烤硬了心腸的漢子先是開口改稱呼，向別人談起“娃兒他媽”時，強忍住不講“我婆娘”、“我媳婦”、“我堂客”，而是靦腆如稚童，紅了耳根說是“我愛人”；然後學跳華爾茲，先回家關好門，一面唸叨著“蓬察察”，一面將各自的“我愛人”踏得鞋面兒髒髒腳背兒腫終於都步伐嫻熟昂首挺胸旋出八角廳來。更有富於衝鋒精神的，還在筆挺的呢子將校服內勇敢地露條花襯衫的衣領，將頭髮分出偏界，說是“西裝”。

我們1幢3層那個八角廳每逢週日必有晚會。人人飯後拎張小板凳，個個爭著演節目。這層樓人才濟濟，連樂隊都是現成的，從提琴二胡橫笛洞簫到手風琴曼陀鈴應有盡有，曲子一支接著一支，反正無論大人歌小孩歌，情調都是那麼歡快那麼健康，韻律如山溪如月色，又亮麗，又柔美，從八角廳揚灑出去，溶進山城的夜晚。

滿城飄著蘇聯歌。無論日出枇杷山還是月印長江水，總能聽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管是北風凜冽還是春光明媚，到處一片《紅莓花兒開》。山城還唱“貝加爾湖，我們的故鄉”唱“冰雪籠罩著伏爾加河，冰河上跑著三套車”唱得熱忱坦蕩，如同唱自己的故園。我永遠忘不了那首《列寧山》，忘不了我的同胞曾如何去歌頌一個他們絕大多數人終生從未謀面的民族，去歌頌這個民族的風物、領袖、首都，如同歌頌中華民族自己的理想。那些樸實精悍的山城人，一群一群一夥一夥地合唱著：“親愛的朋友，我們都愛列寧山。讓我們迎接黎明的曙光，從高高山上我們眺望四方，莫斯科的風光多明亮。工廠的煙囪高高插入雲霄，克里姆林宮上曙光照耀，啊，世界的希望，俄羅斯的心臟，我們的首都啊，莫斯科！”

這7年來，我不斷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從一個洲到另一個洲，卻再沒發現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