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當過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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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德琳·賓厄姆寫道：“就書的內容來說，它只涉及一名情報官員和他家庭的情況，選取的素材是用來為情報機構辯護，反擊戴維·康韋爾的荒唐可笑的指摘。”

奧德菲爾德和賓厄姆之所以不可能是斯邁利的原型，還有一條更為重要的理由。勒卡雷的小說中曾多次提及一些其他的組織，很值得注意。譬如“精英（即倡導者，一個藝術團體。許多畢業於劍橋大學的間諜是該團體的成員）一個上等階層的基督教會團體，大多數成員是伊頓公學的老校友一個重要基地的秘密智囊團。”他用劍橋約三一學院代替牛津的基督教禮拜堂。這樣真正的來源便更為清晰可辨了。所有跡象表明，維維安·格林——康韋爾在舍伯恩學校時的牧師，以後又是他在林肯學院的高階導師——是斯邁利的原型。康韋爾也告訴我們：“大多數搞秘密活動的英國人，都是在戰前被卡拉徵募去的，他們來自上等階層內心充滿著狂熱，這種狂熱遠遠超過他們的工人夥伴。”格林後來告訴理查德·迪肯：“去年10月當戴維攜妻與我呆在一起的時候，他們收到一份魚子醬加伏特加酒的禮物，其中還夾著一張卡片，上面寫著：“來自卡拉（勒卡雷小說中‘英斯科中心’主任）的問候。”康韋爾證實了這一個插曲。

瑪德琳·賓厄姆不單單關心斯邁利的原型究竟是誰的問題，她還告訴我：“傑克對康韋爾描寫情報機構的方式大為不滿，並一直耿耿於懷。我這裡有一封他寫給傑克的回信，針對傑克提出的異議，康韋爾寫道：‘我寫西部小說。由於我寫得合情合理，人們信以為真了。’”當康韋爾成為特工部的一名官員時，賓厄姆發覺他變得冷漠無情了，和他手下的特工人員相比，他不夠盡心。後來賓厄姆在一份未出版的匿名手搞中，猛烈抨擊了康韋爾，他這樣寫道：“在許多間諜小說家的影響下人們相信，情報官員都是些夜貓子、低能者、庸人和同性戀者，從而使得情報工作難以開展。”瑪德琳說得更為坦率，在她看來，“戴維是在給特務機關的形象抹黑，嚴重醜化了特務機關一直在誇耀的忠誠的真正品質。透過詆譭傑克的工作，他挖了我們國家的牆腳，使我們成了蘇聯人的笑柄。”

叛逃後的反思

據說蘇聯人在康韋爾完成《冷戰諜魂》之後，在希臘與他接觸過。為此，在他獲得薩默塞特·毛姆獎時，他明確表示不願去俄國。但另一原因可能起著支配作用，即情報官員在他們離開特務機關之後的五年內，不準去鐵幕國家的條例。康韋爾相信，同共產主義的鬥爭仍有必要進行。他認為相當一部分英國人，並不知道英國特務機關在這場鬥爭中陷得究竟有多深。他覺得斯邁利的世界我們都應該熟悉，因為“對讀者或觀眾來講，陰謀本身是一種安慰劑。人們想用陰謀兩字來解釋自己的生活。他們知道陰謀就發生在他們周圍，他們知道我們以各種方式生活在一個日趨詭秘的社會里，在這種社會里，他們與權力決策無緣”。在《鍋匠、裁縫、士兵、間諜》《榮譽學童》和《斯邁利的夥伴們》裡，康韋爾為讀者編織了一個驚心動魄的大陰謀。他認為他引導著他們得出了一個結論——事實上存在著他們通常在官場政治風雲中看不到的東西。

康韋爾創造了許多獨特的情報術語，只有少數幾個是可信的。“傳奇”意指偽造的個人經歷或掩護身份，是克格勃的行話。“夜貓子”也是克格勃的隱語，因為它意思含蓄。其他一些術語都出自他豐富的想像力。康韋爾認為在敵對兩方的情報官員之間，存在著一種令人費解的拘拘束束的同志情誼。為了使讀者有置身於秘密世界的感覺，他覺得運用神秘的行話是非常重要的。

康韋爾在他為佩奇·利奇和奈特利含著的《菲爾比——出賣一代人的間諜》一書寫的前言裡告訴我們，在他看來，菲爾比從他父親約翰·菲爾比爵士那兒，從他自己不切實際的想法那兒，秉承和發展了支配人的性格。菲爾比長大後也有這樣的想法：他生來就是帝國的繼承人——統治這個世界的人；在他降生的世界裡“他的玩具正在被歷史一件件地奪走”。康韋爾認為，這是菲爾比走上背叛道路的更有說服力原因，儘管他確實也是一位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這篇前言激怒了格雷厄姆·格林，他認為康韋爾在貶低一個他喜歡的人。歷史學家休·特雷弗·羅珀也猛烈評擊康韋爾，認為他根本不瞭解菲爾比成為共產主義者的時代背景——那就是30年代。但康韋爾泰然自若，仍然相信並堅持自己的看法。

（圖片貓頭鷹）

康韋爾認為布倫特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作為一個頗有名氣的同性戀組織的成員，布倫特早就從事秘密活動了。康韋爾對他